■付杰
      
       在旅行写作中，除了专职作家，记者也是重要的一个群体，如英国的简·莫里斯，再如近年来中国的刘子超。记者不仅是记录者，还是行走者。他们拥有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感知力，身份的便利让他们得以快速切进不同的国度和多元的文化中，将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诉诸笔端。
      
       《尼罗河开始流淌》《边界的诱惑》《断裂与新生》这三部游记性质的作品，分别讲述了非洲、前南斯拉夫、印度这三个不同地区的风物与人情、历史与当下。三本书的作者都是记者，因缘际会下踏进这些国家的现场，近距离考察不同的风情与文化，并以历史审视现实，用现实碰撞思想，留下了一篇篇兼具感性温度和理性思考的文章。
      
       土地不朽，向往明天
      
       2018年4月，吕强以《人民日报》非洲中心分社记者的身份，前往这片陌生的大陆。在非洲1123个日夜里，他带着好奇的目光、热情的姿态和探索的精神，前后踏上了30个国家的土地，亲身感受每个国家的风土与人情，并在景观与风物的表象下，描述了这个掺杂着荒蛮与文明的高原大陆，挖掘这片土地上的厚重历史与多元文化。
      
       在这场三年多的行走中，吕强将自己定义为旅者、拍者和记者。读他的文章，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足迹的扩散，更是思想的漫游。《尼罗河开始流淌》向我们展示了非洲真实而复杂的样貌，呈现了一个融合古老与现代、贫瘠与丰饶、痛苦与荣耀的多彩大陆。正如作者所说，非洲不该只被当成“野生动物园”和“落后博物馆”，也不应该被固定在蛮荒、贫穷、苦难的刻板印象里，它也可以无愧悠远文明，也可以拥抱美好明天，而他的这些文字让我们看见非洲的多元性，得以一瞥这块大陆的风物与人文、苦难与希望交织下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这本书的宝贵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带有文化中心论的视角，而是以平等的姿态看待非洲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与当地人和当地文明真诚地对话。比如，他讲述了卢旺达对种族灾难的反思，每家每户都会为1994年大屠杀中的遇难者点亮一盏灯，黑夜中犹如满天的繁星，汇聚成一条璀璨夺目的“人性的银河”；比如塞内加尔的非洲复兴纪念碑，寄托着非洲追求文明、进步和繁荣的美好梦想；再比如南非运用传统的乌班图精神促进“真相与和解”，完成不同种族之间的包容与和谐。
      
       吕强同时也提醒读者，是时候摒弃自以为被文明娇惯过的孤傲，好好和那些新文明面貌深切交谈，这片暗涌着欲望与放纵的土地，不仅拥有着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和裂谷、最大的沙漠和盆地，还有太多未被发掘的认知和情感等待着我们去了解。正如作者所说：“挣脱苦难、寻求希望、拥抱生活，这片土地上的向往，和土地一样不朽。”
      
       爱与理解，为谁所隔？
      
       年初读了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裔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多谢不阅》和《疼痛部》，她的作品融入了流亡叙事、身份认同、战争政治等议题，但由于我对前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欠缺了解，对其中的表达总有种“隔靴搔痒”的感受。此时，这本《边界的诱惑》走入我的视野，落地了我对前南斯拉夫的想象，也补全了我对前南斯拉夫的认知。
      
       除了青年作家这个身份，作者柏琳还曾是一名主流媒体资深记者，对巴尔干地区很感兴趣，也颇有研究。正如副标题“寻找南斯拉夫”所示，作者的行走最终还是为了寻找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曾经的“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试验场”。至于为什么要只身前往前南地区，除了缘于作者深刻的童年记忆，如观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电影、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也源于曾经身为记者时对彼得·汉德克的深度访谈，这让她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的疑问，而这个疑问集中地指向前南地区——“爱与理解，如何被人为的边界所隔？”同时以“行走”代替“钻研文献”的方式，也是因为她想要身体力行彼得·汉德克的主张——“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
      
       作者游历了前南斯拉夫的主要城市，如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等，挖掘出一座雕塑、一栋建筑、一条河流，直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隐藏的厚重历史。更重要的是，作者还与当地人进行了有效交流，既有大学教授、作家、出版人士等知识分子，也有理发师、退休老兵、出租车司机等不同群体，从多个角度了解他们对前南斯拉夫的态度，不断丰富自己对巴尔干半岛的认知。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所具有的学术性和思辨性使其注定不是一部轻松愉快的游记，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是“把前南斯拉夫作为凝视对象，以非虚构写作为通道，对实质上是诸多观念的难题进行的一系列思考”。也即，在美丽的风物之外，作者还在观察、理解、感受、回忆和质问：表面上，是什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崩解；本质上，则是为什么不同的族群之间会筑建起高墙，生长出边界？
      
       作者还说道，“在局外人和当事人之间，在外部进入者和主体经历者的角色之间，一定站立着一个边界上的人”。她正是这样一个站立在边界上的人，以外来者的身份闯入了巴尔干的迷思，在频繁穿越地理边界和历史边界的过程中，既融入其中又抽身其外，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本书无疑也是一次打破边界的尝试，通过身体在场和思想在地，试图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结，重建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脉络。
      
       一面镜子，一把标尺
      
       在我国的互联网文化中，印度被打上了各种标签，如频发的火车事故、奇葩的阅兵姿势、脏乱差的生活环境，甚至让人怵目的恶性暴力事件。这些标签强调了印度的某些面向，进而给国人造成了牢固的刻板印象，遮蔽了我们对印度的真实认知。从另一方面来讲，印度民众对中国也存在很多偏见。两国一衣带水，彼此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017年9月至2021年1月期间，新华社记者张兴军担任该社孟买分社首席记者，零距离接触了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政治选举到经济发展，从民众生活到民间风俗，写下了多篇文章，形成了《断裂与新生》。这本书以孟买为中心，讲述了“一位中国记者笔下的印度日常”，是对印度的一次“祛魅”，呈现了一个全面的、鲜活的、真实的印度。
      
       从内容来看，本书主要分为五大部分，各自描述了印度社会的某个领域，将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样貌展现了出来。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新华社记者，作者并未在宏大叙事上多着笔墨，而是贴近印度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外卖员、汽车司机、街头小贩等不同的群体打交道，去观察他们的柴米油盐和喜怒哀乐，以小见大、由表及里，呈现了一幅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印度风情画。
      
       中国与印度，同为两个世界性大国和区域性强国，在众多领域既是合作对象，也是竞争对手。每当发生摩擦之时，两国对彼此的刻板印象，更是加剧了敌对情绪。因此作者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内民众多带有“猎奇、调侃”的心态看待这个邻居，对其认识不够真实和客观；二是不同于西方人的著作，这些文章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待印度，“更能符合想了解印度的中国人的需求”。
      
       我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在国情、社情、民情上更为接近。某种程度上，印度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投射着我们的过去，也映照着我们的当下，正如作者所说，国人如何认识印度，意味着我们如何用自己的眼光认识他人，认识世界。“像是一面镜子，又像是一把标尺，能否用一种成熟的心态、客观的眼光看待这个邻国，也是国人能否成熟、客观地认识世界并正确看待自身崛起的映射。”
      
       与前两本书相比，本书的游记性稍弱，新闻报道的属性更浓一些，广度有余，厚度不够，但不管如何，它为我们认识印度、理解印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在奇葩之外的正常、魔幻之外的现实。
      
       从非洲高原到巴尔干半岛，再到南亚次大陆，三位记者展开了一场身体和灵魂同时上路的丰沛的自我革命。减却额外的包袱，将行走这一体验“形而上”，也就更能窥见行走的奥义。吕强在他书中的一句话也可以作为这三本书最好的注脚——“抵达和记录本身就是意义”。
      
       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今中外，多少思想都在行走中诞生:孔子周游列国，李白遍行南北，徐霞客跋涉万里；人生如旷野，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人王也莫不偏爱散步与漫游。卢梭在《忏悔录》中曾说过，“独自徒步旅行的那段时期，我感到从未如此完整地存在过，从未如此彻底地生活过，从未如此淋漓尽致地做我自己，如果我能够这样表达的话。”是的，行走就有这种魔力，它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具有重要的疗愈作用，可以由内而外地改变一个人、形塑一个人。除了内在的升华，行走还有助于我们看见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去更好地理解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感受外部世界或微小或浩瀚的脉动。
      
       这三本书也可以视为三位记者各具气质的私人写作，融入了他们对世界不同区域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他者与自我等问题的思考。在这些真诚的记录里，“世界”在远去，“参与”在消失，难能可贵的是，那些细致入微的体察不会停止，那些温和有力的文本也没有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