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9月3日，为期两天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京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73名青年作家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代表不仅聆听了王蒙、莫言等大家前辈的寄语，还在10组平行论坛中围绕“新的文化使命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城乡融合与青年创作”“诗歌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等议题，从不同的创作经历、视角出发，各抒己见、切磋往来，奏响了文坛里的一曲“青春之歌”。
      
       呈现对世界真诚的感知和思考
      
       锐气逼人的才华、对现实的敏锐感知、探索的激情——青年作家在创作上似乎优势天成；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青年作家也面临思想能力薄弱、过于耽溺个人体验、总体性视野缺失、文风同质化等质疑。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提炼出一笔一画的真实？如何将私人经验融入时代图景，开拓更广阔的精神格局？青年作家们认真思考、深入探讨，并分享了各自的心得体会。
      
       影视编剧、自由撰稿人袁子弹创作了《欢乐颂》等现实题材剧，她发现随着网络和大数据的迅速发展，叠加热点话题以迎合观众的产品思维对创作者产生了一定干扰：“在舆论激烈的当下，应该真诚输出价值观，还是减少自我表达写一个更讨巧的作品？”袁子弹最终的答案是前者。“一个创作者无法真正表达他不熟悉、不认可、不喜爱的。”袁子弹说，话题应让位于人物，故事须服从于逻辑，哪怕它不够先锋、不够成熟，但它呈现的是作者对世界真诚的感知和思考。
      
       回归朴实和真实的个人表达反而是文学通往他人的一条道路。“虽然人各有异，但人的本心是如此相通。当写作者走进自己内心深处时，他也走进了许多人的内心。”从福建乡村走出来的青年作家蔡崇达写作了《皮囊》《命运》《草民》“故乡三部曲”，写尽了故乡小镇的市井烟火与风土人情。正如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的寄语，要“突破小我，奔向人民”，蔡崇达一直试着写出尽可能多的人，记录他们留存的“生命经验和精神秩序”，和其他写作者一道写出“我们为何生生不息”。
      
       文学是连接城与乡两端的链条
      
       从鲁迅、沈从文到贾平凹、陈忠实、莫言，一代代作家笔下的乡村呈现着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怎样，传统的乡土景观和人文肌理仍在作家的笔下延续。如今，大部分青年作家生长于城乡巨变的年代，成年后在乡与城中来回穿梭的他们，将如何在文字中重塑精神的原乡？已经直接脱离乡村劳作经验的年轻写作者将怎么描绘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愁？
      
       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城乡融合加速的当下，乡不再是纯粹的田园牧歌，城也不是单一印象里的繁华喧嚣，“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成了许多青年作家笔下的关键词。上海市代表团成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甫跃辉生长于云南省施甸县仁和镇，那是一个“一半是山一半是平地”的小乡村，初来上海，甫跃辉发现这里往上延伸的是摩天高楼，往下是地铁和地下通道。上海于他是符号化的“大都市”形象——直到在这座城市生活得够久，在不同区辗转搬家后，甫跃辉发现这里也不乏乡土气息的一面，在一些城乡接合部，高楼与农田仅一线之隔，夏天也能听取蛙声一片。甫跃辉将小说《嚼铁屑》的第二册背景就设定在上海的一个城中村，从这里混杂的生活空间、人际关系中书写人间冷暖。
      
       城乡融合不仅是一个社会现实，也是当代人的精神隐喻。在作家乔叶看来，如今人们身上普遍有着城乡经验的叠加，我们内心的情感和道德也同时受着乡村传统和城市潮流的影响，每个人都是“城乡结合体”。2023年，乔叶写作的小说《宝水》获得茅盾文学奖，描绘了传统型乡村到文旅特色型乡村的转变，其素材来源便是她的河南乡村老家。“无论身在何方，故乡的土地和土气都如影随形地拥抱着我，是我命中注定的精神基因和心灵滋养。”
      
       无论书写乡村还是城市，作家最终的落笔点仍是人与人心。80后蔡崇达生长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时期，他发现过去的几十年，乡的推陈瓦解和城的推进建造都是如此迅速，土地如同沸腾了一般，我们被卷进日新月异的新陈代谢中。然而沸腾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人心。“这几十年，在人们内心深处发生的摧毁和建设，告别与奔赴，崩塌与创造，或许并不比外化现实的变化小。”蔡崇达说，因此文学必须迫切到位，文学从来就是链接人的出生与成长、城与乡这两端的链条，用文字显现“那一道道灵魂生长的痕迹与纹路”。 （本报北京9月3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