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望莉 罗子盈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孵化地和都市现代性的摇篮，孕育了“海派电影”所独有的文化风貌。从《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到《都市里的村庄》《绑架卡拉扬》《股疯》《横竖横》《爱情神话》以及主题纪录片《海上传奇》，再到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一系列上海电影通过影像语言向世界展现出进步的城市面貌和丰沛的城市精神。
      
       经典佳片放送之余，“上海电影学派”建设的相关议题也被着重阐述。作为最具地域代表性的研究工作者队伍之一，上海电影研究学者们就“上海电影学派”建构中有关上海性—上海经验—红色文化等相关议题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下展开探讨，以期探讨新时代中国影像研究的深度运用和多元阐释及其启示作用。
      
       上海性：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多维度景观
      
       中国电影实现民族电影产业的拓荒、本土电影类型的形成、电影理论的生发与职业电影人才的登台等发展，均源于上海开埠以来由于现代商业所构建的都市文化景观和现代性精神文化的发展。就像“海派文化”一样，“海派电影”一直被认为语焉不详的概念，却又具有鲜明的被指认的特质。这一特质可以被认为是“上海性”。
      
       陈犀禾教授曾认为，“上海性”需要立足于并依靠于“中国性”层面，但同时也具备其自身所独有的区域文化特点。在影像的表达中，“上海性”兼顾与观众的协商性、上海区域叙事空间的都市性和对市民生活日常性的关照。换句话说，对上海性的理解，需要从这三个维度上展开阐释。
      
       关于上海电影传统与观众之间的协商性，最为重要的体现在于“通俗叙事”的结构能力。笔者曾就中国早期电影的“通俗叙事”的传统和历史脉络展开过探讨，认为中国电影中的“通俗叙事”恰恰是与观众“协商”的结果，也形成了中国百年电影的叙事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从《孤儿救祖记》到《一江春水向东流》，再到《鸦片战争》等，至今都是中国主流影视创作成功的必由之路。比如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2012）将情感伦理置于前景，以此来讨论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张艺谋的《悬崖之上》（2021）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谍战片的通俗叙事模式，并融合了他自己的美学特质，建构了新时代话语体系下新的类型景观。尤其是在电视剧等新媒介的影像生产上，近年来颇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包括《山海情》（2021）、《人世间》（2022）等，无不选择通俗叙事模式来呈现出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张力。
      
       寄居在上海都市空间中的“日常叙事”，则经常被指认为“现代性”的文化表征之一，它既是《都市风光》中的“拉洋片”，又是《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哀乐中年》中的“破涕一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像中对唱片机、广播、街区、影院的呈现，无不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都市生活的“诧异”性体验。
      
       上海电影的“上海性”区域特质，更兼有“世界主义”的精神气质，从1932年孙瑜早期作品《火山情血》中对于上海空间与东南亚空间的有效嫁接中可以看出，上海影人自然而然所流露出的“世界主义”的视野。同时，外滩码头南来北往的异国他乡的人员流动，更加促使“世界主义”不仅仅是景观，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诉求。正如吴永刚的《浪淘沙》一样，超越上海、超越阶级、关于人类命运的叙事是上海影人所极力追寻的人文价值。
      
       上海经验：
      
       本土文化与“流动性”传播
      
       作为中国电影的摇篮，上海更为重要的是培育并累积了大量中国电影人才、技术能力以及创作经验。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上海影人的“流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电影乃至华语电影各个区域的发展。
      
       抗战伊始，上海影人基本上有两个流向。一个是转向西南，进入“大后方”，在云贵川陕等地的辗转，宣传和动员全民抗战；一个是转向广粤地区，更精确一点地说，是流动到香港、东南亚，形成第一批上海影人“南下潮”。
      
       向“西南”进发，是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主流。以袁牧之、吴印咸等人为代表的上海影人“流动”到了延安，成为“延安电影团”的核心骨干，尤其是袁牧之从延安到苏联，“战后”再从苏联回到东北，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成长以及我党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上海经验”支持。
      
       从抗战爆发，到抗战结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上海影人因各种缘由经历了三次“南下”影人潮，上海的电影人才、资金、创作经验等，都有效地促进了香港电影的制片水准，“国语片”的生产无论是题材、类型、经营模式，无不延续了他们在上海创作时期的各种经验。尤其是“左派”影人团体的壮大和不断地整合，使得香港电影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延续了上海电影传统和上海经验，也奠定了其后香港电影“在地化”的基础。
      
       上海电影传统和经验在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时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写在共和国首页”的电影《三毛流浪记》动用的是上海印刷文化资源，其影像的空间呈现不仅有流民的苦难日常，底层民众的走街串巷，还以“三毛”的视角揭露了富人虚伪的“仁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电影采用了“反特”类型叙事，不仅融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意义，也不自觉地将当时正在建设和运行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城的空间”叙事和日常化叙事展现出来。
      
       如《羊城暗哨》《斩断魔爪》等，影片通过侦查员的流动向观众展现了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的广州。人来车往的海珠桥、越秀山、永汉路骑楼和百年老字号茶楼惠如楼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广州建筑，在明亮色调映衬下，感受着社会主义现代生活的体验，更是将都市现代性置于“革命现代性”的叙事话语的表达之中。
      
       上海影人的“世界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谢晋的影片《鸦片战争》《最后的贵族》中突然重获“记忆”，置于国际视阈内呈现极具生机的流动性，“通俗叙事”中的“史传传奇”更是上海电影经验的再次显现。总之，中国早期电影人的创作经验，作为“上海经验”随着时间和区域的“流动”而成为华语电影世界的一种文化传承，如香港对上海电影经验的继承使之获得“东方的好莱坞”的美誉，同样也再次形塑了新中国电影的国家叙事。
      
       时代的进步性：
      
       “上海经验”的精神气质
      
       上海电影中的“上海经验”还体现在对左翼精神的践行和继承。左翼电影运动改变了上世纪20年代过度商业之风，其影像和叙事美学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型，展现阳刚之美、关注劳苦大众，以及民族主义叙事都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其中发展壮大的“左翼电影小组”也成为中国电影的红色根基。
      
       左翼电影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产生一批成为中国电影经典之作的影片，一批具有强烈战斗性、深刻理论性的文献和论著，更在于进步电影的经验，即“时代性”的表达。抗战时期郑君里导演纪录片《民族万岁》以民族志式纪实美学，激励着抗战的民众；近些年来，上海出品的《1921》和电视剧《破晓东方》等作品在进行革命叙事的过程中，重视“上海性”的挖掘，在重塑上海景点空间、挖掘传奇叙事等方面既尊重了历史的真实，也丰富了主流电影的完整表达。
      
       当前，随着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等方面的溯源，中国电影在重视历史、重视文化传统的研究之际，上海区域影像的历史和文化特质得以重新阐释。秉承这一思想，探寻契合自身属性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上海电影的历史叙事，在重新理解中国电影的“上海经验”和“上海性”的过程中，为中国电影如何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更为鲜活的经验。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导；上海戏剧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