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筱丽
      
       “我们把近年来最重头的一个首发式放在了上海书展。”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口中的书籍便是被爱书人称为“彩虹墙”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昨天，该套丛书在上海书展迎来第1000种首发的里程碑时刻。这项堪称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上新”，吸引了现场大量读者和业内人士的关注。
      
       不怕规模大、不怕时间长、不怕难度高，是商务印书馆对于这套40多年来累计出版22辑1000种“丛书”的执念。“丛书体现了中国出版人强烈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学术担当。有人说1000种够多了，但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1000种太少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朝着2000种重新开始起步。”顾青这样展望。从1981年开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出版，在40多年的岁月里不曾停歇，陪伴着、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与广大读者。昨天的首发式也吸引了全国法学界、哲学界、历史学界的多位“大咖”前来聚首。
      
       “1000种丛书，为中国的学术、学科发展和中国的思想启蒙、思想结构作出了重大贡献。”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法学教授何勤华用“无可估量”来形容“丛书”对于中国法学的意义。如《拿破仑法典》《法学总论》代表了一批世界法律制度的集大成成果；《法律和道德》《法律和宗教》等将近代西方法律进步的理念引入中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洛克的《政治论》等书则向读者展示了人类法制文明最高成果的思想精华。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哲学教授孙周兴是为“丛书”翻译作品最多的译者之一，达到13种，他也是哲学领域里最高产的译者。在大学就读时，孙周兴就开始阅读“丛书”，对“丛书”的发展如数家珍，“我大学时丛书有100多种，2006年300多种，如今转眼来到了1000种。”他告诉记者自己无比期待着2000种的到来，“把2000种放在书房，可以说涵盖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内容”。
      
       世界性、经典性、集成性、大众性，在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陈恒看来，当代的国际文库普遍具有这些特点。这些标志之外，“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已在读者间打响“深耕学术”的品牌效应。陈恒做过统计，全球范围内，“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学术领域的丛书中，规模排名第一。他用“长期主义精神”形容“丛书”的出版，一代一代商务人不为市场而动摇，不论选书、出书的过程多么复杂，他们永远坚持质量第一。”
      
       当下，人工智能已被应用于翻译工作中。在可以把原文一键翻译成中文的情况下，我们为何还需要阅读汉译名著？“阅读翻译作品，读者是在汉语语境中进行理解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小文认为，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知识内化的过程。据顾青介绍，1000种书籍背后是600多位译者和上千乃至上万人的学术团队。在他眼中，“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名著”二字并不仅仅指代原著本身，还包括了译本。在商务印书馆“蓄水池”的模式下，一个译本要在学术界经过多年的打磨并得到学界的认可后，才有资格进入“丛书”之列，“丛书代表了中国学界翻译的最高水平。”顾青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