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克里斯蒂安·加尔桑比他的作品先来到中国。
      
       1990年，当时还是中学老师的加尔桑第一次游历北京，那次中国行促使他决心开始以写作为职业。之后，他以记者、旅行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等不同身份多次游历中国，以至于长居在法国南方马赛的他和出版社编辑开玩笑：“北京和上海是除了巴黎之外，我到访次数最多的大城市。”他在1993年出版处女作《生命如歌》，到2010年时已被法国文学评论界公认为风格鲜明且不容忽视的法语当代作家。而他的作品中译本比他本人的行迹迟到30年，在今年上海书展期间首发的《被偷走的生命》是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加尔桑著作，这是加尔桑的早期作品，写于《生命如歌》之后。在上海八月酷热的黄昏，加尔桑面对着“熟悉得堪比塞纳河畔”的苏州河湾，缓缓说出：“我从1990年代一次次来到中国，逐渐了解这里，现在，中国的读者从我的1990年代的作品开始了解我，这是奇异的缘分。”
      
       加尔桑热爱中国绘画，吴道子是他最欣赏的画家之一，在他心中和凡·戴克、卡拉瓦乔地位相当，在2000年前后，他出版了一本以中国绘画为灵感的散文集《茉莉花和雌雄混杂的味道》。2005年出版的小说《机缘巧合》部分挪用了他本人的经验，小说的男主角是记者，结束漫长的中国之行回到欧洲，他的生活被撕开了一个奇幻的平行世界。在更早的这本《被偷走的生命》里，“莎士比亚”章节的题记引用了李商隐在《义山杂篡》里的一句“屠家念经”，以此概括莎士比亚众说纷纭的人生传说。甚至，在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组织的“仲夏文学漫步”采风活动中，来到“两万户”工人新村改造的“长白228”街坊，比起欧美同行们诧异的探究，他很淡定地说：“关于工人新村的故事，我是了解的，起初是从中国电影里，后来我来上海时，也去过实地。”
      
       但加尔桑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通”：“且不说我来了这么多次还没把中文学好，事实上，每一次我在中国时，都会感到强烈的落差——我通过历史、文学、艺术和当代报道所了解的中国，总是无法覆盖我亲身在这里的感知和体验。”他回忆了7年前在中国的长途旅行，当时他受邀写一部关于法国女探险家大卫·尼尔的传记，尼尔在1920年代初几次进藏，并且在1924年成为第一个进入拉萨的西方女性。加尔桑重走了尼尔的坎坷行程，取道甘肃，进入青海，以塔尔寺为起点，经玉树和安多，绕道川西，从云南进入西藏，由昌都抵拉萨。因为夏季山洪，他无法继续像尼尔那样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山口前往山南，于是向西探访荒凉的高原，最后，面对着平静如镜的纳木错。他说，他对尼尔的生命和中国的地缘文化都有了全新的认知，又一次感受到文本和现实的剧烈落差。这一点恰恰是激发着他写作的原动力：“书写总是追赶着真实。即便历史档案保留了一部分事实的细节，但是生命的真相存在于这些信息之外巨大的空白中。我们通常定义的非虚构文学和更广义的文字记录里，真实的概念存在吗？我表示怀疑。写作开始的时候，改编就开始了，当作家试图把消逝的过去定格在纸面上，把鲜活的生命经验转化成文字，虚构就开始了。”
      
       加尔桑认为，虚构和非虚构是人为定义的界限，他的写作在起始阶段就打破了这条界限。《生命如歌》和《被偷走的生命》在形式上是一部不同人物的“微型传记”合集，传主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有虚构的角色，更有和作家私人生活产生交集的“无名者”。在书写真实存在的人物时，他们的生卒年月是客观的，但加尔桑用超现实的笔法想象着他们人生中独一无二的时刻。这些文本糅合了散文、传记和小说的文本，也使得虚构和写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既是想象的传记，又是伪装成传记的奇谈。
      
       事实上，加尔桑借鉴了古代拉丁文学中的“名人传”和中世纪游吟诗人常用的文体，不追求线性叙事和完整事件，无意于制造信息连贯的故事，围绕着特定的人物，细节、片段和假设获得了凌驾于“真实”的特权，作者寻觅着奇特且与众不同的碎片，从中发现个体独一无二的辨识度，找到生命内在的独特性。杰出或无名的生命，统统从现代调查所要求的“证据”中被释放出来。在加尔桑的笔下，神话人物卡桑德拉、被遗忘的中世纪诗人、身世成谜的剧作家和他的寂寂无闻的外祖父，这些生命是平行的，还有他在研究家谱时翻阅的那些仅仅留下了出生和死亡日期的生命，所有这些名字留出的空虚和空白里，本该是生命丰富可能性的汇聚。他给作品起名《被偷走的生命》，意思是从遗忘中偷取生命，也就是用虚构的方式复活被遗忘的躯体，在档案和想象、证词和传说、已知和遗漏之间，重新发现生命的内在风貌。
      
       加尔桑认为，文学的功能是打开陌生的世界、隐秘的世界乃至看不见的世界，例如莫言创造了高密乡，普鲁斯特创造了贡布雷小镇，这些作家用充满个性的描述方式，把读者带入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中，和自己过往一无所知的生命产生共情，这种在阅读中产生的通感体验，与你我此时此刻进行时的生活，才是唯一的真相、唯一的真实。
      
       法国评论家里夏尔·布兰对《被偷走的生命》和加尔桑的风格有过这样一段独到的评述：他用写作创造了“一切真实，又没有什么真实”的世界，这个由遥远年代的气息、痛苦和欢乐、残酷和疯狂组成的源远流长的世界，宛如小径分岔的密室，迷宫深处栖居着扰人身心的远古力量。他是一个感性的组织者，用生者的言语和遗失的声音交织出一场回声的游戏，东方与西方、渺小与伟大、正史与传奇、私密与集体的多声部奏出生命的交响，给当代文学带来一种奇特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