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华
      
       1928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丁玲“带着一种朦胧的希望”，和胡也频从天津出发前往上海。这年年初，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结束了与印度革命领袖维伦德拉纳特·贾洛帕达的八年感情，计划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和印度深入革命实践。一次与《法兰克福报》编辑的偶遇，使她成为了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年底她从柏林出发，由苏联来到中国东北。丁玲和史沫特莱，即将在如火如荼的中国红色革命中相遇。
      
       1931年5月的上海，丁玲穿着一件黑色软缎连衣裙，来到格罗希路（今延庆路）的一处花园洋房，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丁玲是受邀接受采访的，她觉得这位热情的外国记者，是“一个近代的热情的革命的实干的平常的美国妇女”。
      
       “九一八”事变之前，史沫特莱已从东北途经北平、天津、南京，一路南下来到上海，与左翼人士多有接触。1930年，在鲁迅五十岁寿辰上，史沫特莱了解到中国红军和秋收起义的真实情况——“那些起义农民在和地主进行斗争之后便大批涌入红军，像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随后冯铿和鲁迅的发言使史沫特莱备受鼓舞，她发现这些热情的人们有别于北方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贵族”。翌年3月，因病前往菲律宾休养的史沫特莱刚回中国，就得知了左联五烈士牺牲的噩耗。她与胡也频、柔石、冯铿等人早就相识，来往频繁，孰料不多时竟阴阳两隔。丁玲见史沫特莱之前，已将出生仅几个月的儿子送往湖南老家托母亲照顾，她自己在不同朋友家东躲西藏，想要离开上海去苏区，此时正在等候党组织回复。作为胡也频的生前伴侣接受采访，丁玲本来态度谨慎，但是史沫特莱很快让她打开心扉娓娓而谈，还给她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半身照丁玲保存了下来，成为两人友谊的永久纪念。
      
       两人见面不久后，丁玲接受组织安排留在上海继续左联的工作，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与史沫特莱一直保持着来往，有的大型抗日集会还是史沫特莱通知丁玲参加的，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丁玲在现场避免与史沫特莱等人交谈。只是通过打听到的情况间接确认，“她的确是我们自己人”。
      
       两年后的暮春，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随后被秘密押解到南京。被捕三年的经历成为笼罩丁玲一生的阴影。因丁玲被捕后生死未卜，舆论哗然，甚至数度传出她已被杀害的消息。史沫特莱此时正是宋庆龄的助手，为1932年底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工作。5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同盟领导人蔡元培等三十八人的联名电报，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史沫特莱在丁玲被捕后不久去了苏联，对于自己参与营救丁玲的部分甚少谈及，冯达变节导致丁玲等人被捕一事的记录也只在史沫特莱《汽车：No.1469》等短文中通过他人讲述呈现。但苏珍等海外学者的研究显示，除了和伊罗生一起负责《中国论坛》关注丁玲一事动向，已借《大地的女儿》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史沫特莱第一时间参与到营救丁玲的行动。她积极与美国左翼人士取得联系，并召集了一批学者将丁玲的《水》《某夜》等短篇小说译成英文，在《亚洲和美洲》等国际左翼刊物中传播，配合出版丁玲作品选集，提高丁玲的知名度，竭力宣传其被捕一事的严重性，以营造有利于释放丁玲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1934年开始，丁玲先后找到张天翼、曹靖华等人，竭力表达联系党组织的意愿。通过多方努力，丁玲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据1984年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36年4月鲁迅告诉冯雪峰，听史沫特莱说，丁玲曾想找党的关系，史沫特莱也向冯雪峰说了。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1936年春季的一个夜晚，她在鲁迅家遇到了“一个以红军代表身份刚从西北来到上海的作家……有几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和他坐在一起，记录他的谈话”，这位“作家”便是中共派往上海的冯雪峰。冯雪峰、周文等人与党组织几经考虑，安排丁玲先乔装离开南京前往上海，随后再赴西安等待时机，由专人护送前往陕北。
      
       几经波折，丁玲来到西安已是秋天。她住在七贤庄一号，等待苏区同志的接应。这里虽挂着“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的铜牌，实际上是中共为解决红军卫生器材供应问题的一个中转站，而这个中转站的建立正是史沫特莱一手促成的。史沫特莱在上海找到被希特勒驱逐出境的德国牙医海伯特·温奇，征得对方同意后将诊所搬到西安，做了大量的卫生器材转运和交通工作，一直到西安事变期间海伯特被暗杀身亡（一说被流弹击中）。丁玲回忆，一天冯海伯要她们多做几个菜，说是有客人要来。她没有想到，客人里一位是埃德加·斯诺，另一位竟是史沫特莱。“我转身望她时，发现了那一对闪灼的热情的眼睛正紧盯着我。呵，还能是谁呢？是史沫特莱！我急忙扑过去，她双手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在她的有力的拥抱当中，我忽然感到一种温暖，我战栗了……”几人畅谈到深夜，分别时史沫特莱拿出一顶貂皮帽，作为践行的礼物送给丁玲，“上面还有她的体温”。
      
       丁玲到达苏区，时在1936年11月初。而史沫特莱这时候则留在西安，从而见证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并全身心投入医疗救护工作。1937年1月，史沫特莱也动身前往苏区。当月，彭德怀、任弼时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和主力部队抵达三原，逼近西安，以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作战。而丁玲刚转到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她很快接到通知前往三原的总司令部，接待一位“外国女记者”。三原县的杜里是个古镇，虽接通知，但她并不知道对方就是史沫特莱。直到同样惊喜的史沫特莱和一群年轻人从城门走进，紧紧拥抱住了她，高声大笑着说：“我们坐卡车从西安来，但是你们这里的城门太小了，卡车开不进来！”
      
       西安别后，两人终在红色革命热土再次相见。史沫特莱之前凭借极为有限的资料写就《中国的红色风暴》，记录下1928至1931年间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此番得以深入革命根据地，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史沫特莱而言意义非常。她在丁玲陪同下发表群众讲话，宣扬妇女解放。任弼时希望丁玲陪同史沫特莱去延安，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进驻延安。第二天，两人乘大卡车北上，丁玲记得“沿路我们虽然不能畅谈，但彼此的一言一笑一挥手，加上几个简单的英文单字，还是使我们愉快欢欣。两天后，我们到了延安”。
      
       史沫特莱在延安十分忙碌，丁玲有时去凤凰山下看她，发现她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工作，除了外联，还费了极大的精力在灭鼠运动上，试图改善当地卫生环境。史沫特莱对卫生问题的关注可能也受长期参与医疗救护工作的影响。离开延安后，她先后前往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贵州等地，在汉口正式开始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1937年底，丁玲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行至山西，又遇见了做战地采访的史沫特莱。虽然史沫特莱有时会到西战团来行医送药，但两人多未及长谈，史沫特莱就匆匆赶赴武汉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去了。
      
       西战团一别，两人再也没能见面。
      
       1980年，丁玲再次悼念史沫特莱，感叹这位故交临终前排除万难想要回到新中国，不料却在英国与世长辞。四年后，中央美院雕塑家张得蒂从史沫特莱为丁玲拍的照片中获得灵感，完成了丁玲生前最满意的一尊半身像，取名“丁玲印象”。今年（2024年）是丁玲诞辰120周年，我们在这尊雕塑的眼中，不仅能看到红色岁月的人影憧憧，还能感受到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期盼，穿透历史，直达未来。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