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今年1月，哥伦比亚影业迎来100周年大庆，“火炬女士”照亮影史长河100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与哥伦比亚影业携手策划“百年造梦”庆典单元，展映的两部弗兰克·卡普拉导演代表作《一夜风流》和《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不仅缔造哥伦比亚影业早年的辉煌，更为好莱坞制造“美国故事”的范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莱坞传承至今的一部分“传统”，是由卡普拉创造的，他是电影界的“美国队长”，尽管他来自一个贫穷的西西里移民家庭。
      
       卡普拉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偏僻乡村，5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这一家人在纽约上岸时，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他原名弗兰切斯卡·罗萨里奥·卡普拉，这是个一目了然的典型意大利名字。卡普拉对自己的意大利裔身份讳莫如深，在离家求学时就设法掩饰，甚至切割他和意大利裔社群的关系，斩断少年时代在洛杉矶红灯区卖唱的痛苦回忆，并且把名字改成更美国化的“弗兰克·卡普拉”。这是他身上相当矛盾的一点。他电影里的那些“一文不名”的主角们丝毫不卑怯于低微的出身，他们经历各式各样的挑战和冒险，在艰难时世里反复验证着“小人物也能成大英雄”的人间童话。这些成人童话的创造者卡普拉，在他的现实人生里走过了截然不同的轨迹，他的个体身份认同是一场绚烂“美国梦”包裹着阴翳之心。
      
       1918年，卡普拉从加州理工大学的化工系毕业，当时一战尚未结束，他被征兵入伍，在大战的最后一年里，做美国陆军的随军数学老师和助理军需官。退伍后，他找不到固定工作，做过图书推销员、补课老师、园丁和临时演员等各种零工，直到意外给旧金山的一位舞台剧演员拍了部短片，顺势进入正处在飞速上升势头中的美国电影业。从1922年到1928年，卡普拉从片场杂工做起，剪辑、场记、道具师、摄影助理和编剧，这个行业所涉及的每个工种他都能做，在默片向有声片过渡的那两年，他已经能独立执导卖座喜剧。1928年，他加入哥伦比亚影业，开启他和片厂共同的“黄金十年”。
      
       早期的好莱坞，群星闪耀的米高梅和财大气粗的华纳、派拉蒙合称“三大家”，哥伦比亚影业被视为“穷街小厂”，即便捧红了芭芭拉·斯坦威克、《闲花泪》和《奇迹女人》等电影大获成功，到1934年，哥伦比亚影业仍是一家捉襟见肘的中小成本电影公司。这年《一夜风流》开机，男主角克拉克·盖博是米高梅的头牌，正和公司闹矛盾，米高梅高层一气之下把他发配到哥伦比亚演小成本爱情片，以示惩戒；女主角克劳黛·考尔白的东家是派拉蒙，哥伦比亚影业给对方写了欠条“借贷”女明星。考尔白扮演逃婚的白富美，盖博是痞里痞气的穷记者，这对狭路相逢的欢喜冤家，从相看两厌到非卿不可，两人之间隔着的阶层壁垒，就和那道虚张声势的毯子墙一起，在真爱的小号曲里塌方，穷小子抱得美人归。当时整个好莱坞认为这是一部小打小闹的糖水爱情片，谁能想到，这将是一部空前绝后横扫奥斯卡奖的“神作”，之前没有、之后也再没出现过任何一部电影像《一夜风流》这样，包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男女主角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
      
       《一夜风流》是1930年代最卖座，也风评最好的浪漫爱情片。今天的观众也许会揶揄这部电影的情节“全是套路”，但是在90年前，卡普拉和他的编剧是这个“万金油套路”的创造者。这部电影成为好莱坞爱情电影的模本，哪怕黄金好莱坞成了旧好莱坞，旧好莱坞更新到新好莱坞，“爱情电影”这种类型没有被消除，它的核心元素、议题和冲突方式，甚至男女主演产生银幕化学反应的表演思路，都在延续着《一夜风流》缔造的“传统”，这是好莱坞的“传承”。
      
       在《一夜风流》首映时，这部电影更有一层别样的“时代意义”。1934年的美国仍被笼罩在大萧条的阴云下，卡普拉在普遍绝望的困境中制造了喜剧的神话。《一夜风流》的“神话”不是一夜暴富或跨越阶层的幻梦，正相反，电影里的每个人的处境实则是很糟糕的，金尊玉贵的女孩跌落了阶层，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找不到奋斗的路径，他们相爱相杀的公路爱情，何尝不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浮世绘。卡普拉没有美化贫穷和痛苦，但是他有一种宝藏般的幽默，这种幽默带来了通透和超越感，把沉痛的现实主义转换成愉悦的喜剧。
      
       卡普拉和哥伦比亚影业之间共享的“最好的时光”，是导演和片厂互相成就的。片厂给予导演足够的创作自主权，允许他在通俗情节剧里作出暗藏锋芒的政治表达，导演投桃报李，调配出能被最大公约数的观众所乐于接受的“美国故事”。《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就是双方合作的高光时刻。《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和《迪兹先生进城》《约翰·多伊》《生活多美好》被并称“卡普拉爆米花”，这四部影片的共性都是讲述来自美国小镇的小人物，以一腔理想主义的热血对抗腐败的精英阶层和被他们把持的社会系统，小人物为更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谋权利。卡普拉曾经总结过他的创作：“我一定会站在生来贫穷、生来低微、因为种族或阶层而被轻贱的那个群体一边，至少在银幕上，我可以让他们赢。”结合他的电影，这构成了信息量极大的表达。
      
       当美国战后的年轻人展开轰轰烈烈的嬉皮士运动，好莱坞走到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卡普拉离开电影界，大隐于世地种起牛油果。他的创作集中在大萧条和二战以后，在美国社会最彷徨时，他的电影带来黑暗中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