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懿
      
       个人破产制度如何探索，国际调解和仲裁业务如何破局，营商环境对创新的驱动力如何加强……尽管上海是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领先地区，但在国内顶尖专家看来，上海的营商环境改革仍大有可为，特别是要以前瞻视野和改革勇气，为全国相关工作破局提供样本和经验。
      
       昨天，新组建的上海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家委员会在沪座谈，虽然原定主题是围绕《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最新修订开展研讨，但显然，与会的顶尖专家对上海抱有更高期待，纷纷跳出既定框架，针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一些前瞻性话题为上海建言、为上海出题。
      
       正所谓“法治化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该领域，上海的确曾推出多个具有“国内首创”意义的创新举措。2019年，上海率先发布国内第一张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免罚清单；2020年，上海率先制定实施国内第一部优化营商环境的地方性立法；2022年，浦东出台国内第一部专为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制的地方性法规……有了这么多先行先试的实践，叠加之前连续7轮营商环境改革所形成的势能，专家们纷纷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新跨越对上海提出新期待。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李曙光直言，在下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中，上海不仅要与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体系进行“短期对标”，更要着眼长远，多形成一些可供其他省市借鉴的经验，扩大对全国的辐射影响。比如，在商事破产方面，上海应该争取办出一些大案、要案、敏感案，以此来改善破产法律制度的实施环境。同时，虽然个人破产制度的探索目前依然有很多挑战，但上海也应先行一步。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晓燕也认为，围绕营商环境改革，上海下一步不仅要对现有体系进行完善，更应围绕突破做文章。她以商事纠纷的多元解决为例表示，与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相对照，上海可以探索和突破的空间非常大。浦东能否利用好引领区的优势，在商事调解方面迈出更大步子，比如：能不能试点调解公司制，并以负面清单控制其中的风险。
      
       此外，还有多位与会专家提出，上海营商环境改革应该更聚焦新质生产力。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说，上海需要围绕新兴、结构性创新领域发力，比如数据跨境、数据“避风港”等，探索形成与最新科技发展和创新需求相匹配的规则。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孙昊亮说，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可能还不足以为“从0到1”的重大创新提供足够保护。他提出一个问题：在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案件何时能像其他经济案件一样，给出亿元级的赔偿呢？
      
       昨天这场研讨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专家们不仅给上海“划重点”“指方向”，更以各种方式“鼓劲打气”，希望上海能继续拿出改革的勇气和魄力。正如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朱晓喆和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章恒筑所说，改革行至深水区，必然会触碰到现行规则的边界，上海应以更充沛的主观能动性、更强烈的责任担当，利用好现有条件和优势，积极争取更多政策授权，为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升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