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小慧 陈建华
      
       上海《商报》1922年3月14日刊登田汉的《咖啡小泽的一夜》一文，作为“东京特约通信”的“第一书”，至5月28日《流浪王——哈礼富兰客氏》为止，共刊登了23篇。通信数字连贯，5月9日《大地震之后》是第十六书，此后缺第十七、十八书。接着5月10日《东京第三回“劳动节”》标第二十书，5月11日《“莲花”的幻影》标第十九书（田汉自标通信数字，此十九书是在5月1日从东京寄出，第二十书是在5月2日寄出，可能报纸先收到第二十书，照样发排。照此推断，报纸没收到第十七、十八书，故付阙如）。此后5月15日《落花》标第二十一书，5月16日《中日广告战——以药品广告为中心》标第二十二书，接着最后三篇《黄庞追悼大会纪事》《“非宗教运动”与日本》和《流浪王——哈礼富兰客氏》，均不标号。这些文章未收入200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田汉全集》，迄今也不为研究者提及。
      
       田汉于1916年8月作为湖南官派生赴日本留学，至1922年9月归国，这些文章作于即将归国之前，数量不算少，这里略作介绍。
      
       在日本期间，田汉加入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诗人与劳动问题》等名文；他发表许多翻译与诗歌、剧本创作，又与郭沫若、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热烈响应“五四”新文化，主张个性解放和民主精神，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劳动阶级。董健在《田汉传》中说：“田汉一生读书最多、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学习、研究的视野遍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政治等领域”。“其思想色彩很‘杂’，倾向颇为‘多元’，但其实是‘杂’而有章，‘多元’归一，这就是他始终是一个旧社会的叛逆者，一个‘被绝望于旧世界而欣羡新世界的大思想’所鼓舞、所燃烧的热情的浪漫主义者。”
      
       通信第一篇《咖啡小泽的一夜》，果然很田汉。他回国后创作剧本《咖啡店的一夜》，斐声一时，又在《银色的梦》中把咖啡店、汽车与电影视为“现代都市生活的象征”（《银星》第8期，1927年5月）。在《咖啡小泽的一夜》里，田汉作为“可思母”俱乐部（Cosmo Club）的会员参加了在神乐坂“咖啡小泽”（Cafe Ozawa）的晚餐会，遇见老友佐野袈裟美、秋田雨雀，新交柴田武富博士。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互相交流各国人文近况，富于国际主义气息，田汉和他们谈起世界语和新女性等话题。最后说：“回来想这一晚的印象，假如我们全人类的生活都像这一晚所遇的似的，那么这个世界岂不是理想的乐园吗？”田汉特别喜爱咖啡店，这篇文章提供了重要背景。
      
       为《商报》做特约记者是一种社会实践，近十篇通信与日本的政治有关，为我们所知的日本期间的田汉带来新的面向。如《日本议会印象记》所示，他去旁听日本议会中各派的争辩，了解日本的政治运作程序。在《春雨声中的恶法谈》中批评新出台的限制言论的法律条文，在《日本的农民运动》和《东京第三回“劳动节”》中分析工人、农民及其社会运动的历史与现状，揭示议会制度下实行专制统治，摧残自由思想，并谴责资本主义对劳动大众进行压榨与剥削，特别警惕二战之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加藤友三郎之归国谈》对刚结束的华盛顿裁军会议作报道，在会上加藤友三郎代表日本与英、法、美、意大利签署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中国代表王宠惠要求废除各国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被置若罔闻。在《日本军备之缩小问题》一文中，田汉指出：“太平洋会议之后，中国更成了世界经济竞争场，这经济的侵略，比武力更可怕呀！”在这些文章里，田汉观点犀利，立场鲜明，《印度国民运动与日本》盛赞甘地所领导的反英殖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体现了国际主义的立场。
      
       山额夫人（Mrs.Margaret Sanger，今译桑格夫人）在美国以提倡节制生育著称，1922年4月访问北京，受到知识界欢迎。《山额夫人与日本》《山额夫人会见记》两文讲她在3月里访问日本，遭到官方刁难，后来同意其入境，条件是不能公开宣传节育理论。田汉赞同节育，认为能减少女性痛苦和后代优生，并去她的旅馆拜访，作了几分钟谈话，预祝她访华成功。另外写了《评山额夫人产儿制限论》，也刊登在《商报》上。
      
       田汉关注媒介，在他的早期著述中显得特别。《新闻制作展览会之一瞥》讲他看了各大新闻报馆的展览会，对报馆的部门分工、新闻的复杂制作过程、报馆结构和经营运作机制一一介绍。有趣的是《中日广告战——以药品广告为中心》，田汉嬉笑揶揄地指出，虽然中国的药品广告的“近代性”不及日本，但两国的广告同样恶俗不堪，如最多的是关于医治花柳病、肺病的广告，在中国也一样，因此中日同样患了“国民病”，可说是“难兄难弟”。
      
       关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国公使馆之一夜》讲中国政府没按时给留学生发资助公款，他们在驻日公使馆因为讨债而住了一夜的经过。看到客厅里悬挂着四位民国总统——袁世凯、徐世昌、黎元洪和冯国璋的半身肖像，他描绘各人眼神，或霸气或猥琐，皆德不配位，“我真不知中国公使馆的客厅中到哪一天才有我们引为荣耀、引为模范的振人格者的照相悬者！”《黄庞追悼大会纪事》讲留学生在东京举行黄爱和庞人诠的追悼会。两人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而被军阀赵恒惕杀害，赵也是杀害田汉的舅舅和启蒙者易梅园的凶手，因此田汉特别沉痛悲愤。
      
       三年前田汉在《少年中国》上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这次为通信写了《惠特曼三十年的忌日》，其实是一篇游记。他去大阪访佐藤春夫不遇，然后到涩谷大街上闲逛，在书店喜欢两张照片，一是美女，一是惠特曼，钱不够，踟蹰再三选了惠特曼。《绿雨与啄木》介绍两位英年早逝的诗人斋藤绿雨和石川啄木，4月13日是前者十九年忌，后者十年忌。绿雨厌恶喧嚣的都市，批判资本主义，具有“革命”精神，受俄国青年的影响而主张“到民间去”。田汉归国后把“到民间去”作为口号，也拍了同名电影，虽然未上映。《流浪王》热情介绍哈礼·富兰客（Harry A.Franck）的传奇般“诗的生活”。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未卒业而立志周游世界，历尽艰险，足迹遍及全球各国，到过日本和中国，以大量精彩的游记著称于世。最后引惠特曼的《坦道行》：“徒步开怀，我走上坦道/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任我要向何方去。”
      
       在《飞鸟山的樱花赋》中，田汉和易漱瑜、康景昭等四人去东京飞鸟山公园看樱花（此时，他与易漱瑜结束了柏拉图式“清纯恋爱”而同居）。这对留学生是一种奢侈，公费没按时发，不得已卖了三本心爱的书，才得到游乐的钱，因此戏称自己“资本家”。公园里，他看到一群“狂歌乱舞”的劳动者而想起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玉川游记》写他与易漱瑜和F君一起去玉川游玩，描写一路上景色，在农庄看到一派田园风光，十分快乐，突然一辆电车从坡上驶下，带来一股汽油味，然而“漱瑜小时爱闻洋油气”，不禁让人想起张爱玲也有这样的癖好，两人有得一比。
      
       田汉是个影迷，在《银色的梦》里说他到东京的第一年看了梅丽·马克拉伦（Mary MacLaren）主演的《鞾》（Shoes，1916），印象深刻。在通信第十九书《“莲花”的幻影》里说他在“民国五年八月某夜偕同乡邓时冰先生在神乐坂文明馆观Francis Ford的《名金》，为第一次”。1916年8月是田汉刚到日本之时，应当比观看《鞾》更早。“莲花”的片名《莲花心出世》（The Lotus Blossom，1916），田汉观后大感兴味，“因为他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手里制作出来的映画！”剧情大意是梁成发明时辰钟，向皇帝建议代替国门上的圣钟，皇帝大怒，把梁发配京外，独有少女梅胎送他莲花一本。梅胎之父邝孚，以铸钟为艺，供奉于朝廷。一日圣钟破裂，又值鞑靼人入侵，皇帝迷信圣钟奇迹，命邝孚铸钟，不成，将杀邝孚。梅胎找到梁成，获得铸钟秘方，但须混合人血人骨，她为了救父，在铸钟时跳入熔炉而使圣钟得以制成。另外还有梅胎和邝松相恋及邝松杀死鞑靼王的情节，故事较为复杂，现今《莲花心出世》仅存12分钟胶片，大约难以知道全剧情节，所以田汉的记述值得重视。
      
       扮演梅胎的郑美（Lady Tsen Mei）是比黄柳霜更早的好莱坞中国女明星，另外还拍过《为了东方的自由》（For the Freedom of East，1918）和《信》（The Letter，1929）。最近有研究者考证，郑美并非完全是中国人，其母是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制片者把郑美作为华人而大肆渲染，另有好莱坞的种族和性别政治。的确，郑美在当时非常有名，中国人引以为傲，在1921年《影戏杂志》创刊号上有《郑美》一文，称她“为中国人争人格、扬国光”。看了影片，田汉也激动不已，“我们在日本看影戏，自来看见中国人演厮役、演恶汉，一出场，日本便连呼‘支那人’‘支那人’，偶然看见这样好的女优演主脚，并且是中国人自制的映画，大有坐‘南京号’‘中国号’横行太平洋上之感。”爱国之情激昂高亢。
      
       《落花》也讲电影。《落花》（Broken Blossom，1919）是好莱坞大导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作品，讲伦敦一中国少年爱上英国少女娄茜，少女受父亲虐待至死，少年愤极，将他击毙。片中的中国人善良正义，使田汉产生好感，尤其对饰演娄茜的女星理丽安·季施（Lillian Gish）赞不绝口。该片1923年2月在上海映演，译为《残花泪》，因为外国观众觉得侮辱同胞而提出抗议，仅3天就被停映了。（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