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爱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和泉源，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基与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蕴含着鲜明的文化基因、独特的价值追求以及强大的生命力，滋养了伟大建党精神，同时，伟大建党精神所内蕴的时代特性、深刻内涵与价值旨向也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的志道、大同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志道、大同精神，是先贤们对于真理和理想的追求与守望，与中国共产党所坚守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和社会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也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注入文化积淀。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真理的志道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文化资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先贤志士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探究世界本源，围绕何为“道”展开了论争；儒家主张克己复礼的“仁爱”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道家主张自然无为、逍遥自在的“无为”之道，“我无为而民自化”；墨家则认为万物无别、天下相亲的“兼爱”为道，“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志道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成为马克思主义最坚定的志道者、崇道者与弘道者。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胸怀天下的大同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铸魂奠基。《礼记》中就阐释了“礼运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轮廓被清晰描绘；宋代张载也曾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天地之间万物皆是同胞，故要用同等的态度对待世间人与物。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精神的思想养料，坚守真理是在大同精神基础上的时代性阐发。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的民本、担当精神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这份初心和使命始终烙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与担当精神。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民本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理论来源。“民本”即以民为本，强调在君民关系上，民是一国之根基，君主必须政得其民，社会才能安康，国家才能富强。不论是《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还是黄宗羲提出的民主君客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等，均从不同层面阐发了民本思想。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及伟大建党精神中所彰显的人民至上的理念，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批判与继承。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重民意、谋民利，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真理，探索出依靠人民群众才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要素。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内生动力。在中国早期传统文化中，虽然“担当”二字鲜有出现，但担当精神却一直出现在各类古籍文献之中。如孟子主张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曾子提倡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朱熹所述的“向前担当，鞠躬尽瘁”等均体现出中国古代先贤志士对于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情怀。伟大建党精神中的“担当使命”正是担当精神的时代延续与价值彰显。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担当意识，肩负起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的取义、抗争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光芒，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取义成仁与不屈抗争精神一脉相承。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取义成仁的牺牲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精神滋养。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十分关注生与死、义与利的人生问题。《左传·昭公四年》中就明确记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孟子以鱼与熊掌为喻，指出“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林则徐在面对清政府软弱无能之时愤然感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共产党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取义成仁的影响与熏陶，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锤炼和升华，铸就出“不怕牺牲”的伟大建党精神。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映射。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不屈不饶、敢于抗争的神话故事源远流长，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抗争精神也被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所歌颂记载，《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告子下》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岳飞在《满江红》中慷慨激昂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些都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历史写照。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洪流中，在建设的激荡中，在改革的淬炼中，始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抗争精神发扬光大。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的忠诚、无我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忠诚与无我精神。忠诚与无我精神不仅构成了先贤志士们对于赤胆忠心的恪守，也赋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独特的文化底蕴。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赤诚忠心的忠诚精神对伟大建党精神具有深刻启迪。忠诚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吕氏春秋·诚廉》有言：“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论语》中关于“忠”的字词出现了十八次，孔子强调说话做事、与人相交、侍奉君主时都要保持忠诚。对党忠诚，是伟大建党精神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诚观念新的时代内涵。对党忠诚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党的性质的科学认知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忠诚，与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具有高度一致性，是对传统忠诚观念的扬弃。
      
       其次，“无我”的人格精神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无我”强调效法天地，大公无私；道家“无我”主张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佛家“无我”则认为缘起缘灭，和合而生。“无我”的精神内核在历史演进中，逐渐统合儒释道三家释义，强调心怀天下、不谋私利的崇高道德境界。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负人民处处体现出“无我”的价值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在罗马会见时任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谈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强调“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广大共产党员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者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