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乾
      
       近年来，“卡脖子”难题一直热度不减，可到底“卡”在哪里？何以会“卡”？如何突围？局外人不甚了了。围绕这些问题，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沈辛成发起“技术史与人类未来青年工作坊”，组织上海交大的青年科研人进行了细致的技术史梳理。《破局之战：中国科技堵点的青年突围》即收录了工作坊的内容，以清晰的逻辑、务实的讲解，以及时时闪现的思辨，让读者穿越词语和情绪的迷障，对“真问题”有了真正的了解。
      
       缘起：思政课的“售后服务”
      
       说起来，我和沈辛成算是“互联网老友”了。多年前读他的《纽约无人是客：一本37.5℃的博物馆地图》，深为其开阔的视野、渊博的学识及精彩的见解折服。
      
       沈辛成可谓一名标准的“斜杠青年”，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业，获复旦大学考古学硕士后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类学，拿下又一个硕士学位，随即考入乔治亚理工学院攻读技术史博士。学成归国后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负责思政课。
      
       沈辛成的思政课生动活泼，紧贴着时事变化和年轻人的兴趣走，善于针对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供新颖视角。所以他的课堂上鲜少有人埋头刷手机，而总是思想激荡，予人以启迪。这本《破局之战：中国科技堵点的青年突围》很大程度上也发端于思政课，或者可以说是思政课的延伸产物。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沈辛成讲述“当代科学技术”时举了几个案例，着重讲了国产大飞机C919的发动机。课后，两名相关专业的学生指正了他在描述中出现的一些技术差错，同时他们也肯定了沈老师的上课风格。其中一位来自中国商飞的在职博士感叹：如果思政课这样上，他们都爱听！
      
       这让沈辛成深受触动。作为一名没有工科教育背景的“纯正的文科生”，为了上好这堂课，他大量阅读材料，力求把科技问题吃透、讲实，避免犯低级错误。尽管仍有瑕疵，但他的真诚学生看在眼里，他们认真听讲，也愿意提意见，讲课的目的已经达到。当然，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毕竟有限，面对纷繁复杂且日新月异的当代科技，以一己之力讲深讲透，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何不群策群力呢？“技术史与人类未来青年工作坊”遂应运而生。
      
       从2021年秋季开始，工作坊邀请上海交大各个学院的研究生、博士生给马院的青年师生讲课，沈辛成笑称这是思政课的“售后服务”。
      
       这波特别的“售后服务”历经七期，七位讲者分别围绕适航标准、激光雷达、工业软件、氢能、粒子对撞机、透射式电镜、医学影像设备等当前中国科技领域七项“卡脖子”难题，解析当前中国科技堵点的共性与特性，并提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思考与破解理路。沈辛成将这七期干货满满、火花四溅的内容汇集整理，推出了这本《破局之战：中国科技堵点的青年突围》。
      
       亮点：年轻人的冷静与定力
      
       和沈辛成一样，我也是“纯正的文科生”，书中涉及的领域对我是有门槛的。但通读整本书，我觉得“界面友好”。七位讲者基本能够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而且沈辛成会贴心地扮演“小白”角色，进行“白痴式”提问，让讲者进一步普及。因此，读者只要具备中学理科基础，一般性理解是可以达到的。
      
       另一方面，我也在观察讲者和听众的表现和态度。正如沈辛成在后记中所言，他们关注的是“关乎国家科技攻关的大问题”，甚至是“大国博弈中的关键筹码”，越如此越要坚持科学精神，不被舆论左右和情绪煽惑。
      
       就以书中反复讨论的“卡脖子”难题为例。毫无疑问，近些年“卡脖子”已成坊间热门语汇。诚然，别人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的确广泛存在，也令人愤懑。但某些自媒体为了吸引流量，常常不加节制滥用这一概念，以至于把一些正常的市场竞争、技术壁垒，统统简单粗暴地说成是“卡脖子”。这只会助长非理性情绪滋长，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民航大飞机的适航标准就是典型例子。航空航天学院研究生张泽济介绍，当前，FAA（美国联邦航空署）和EA SA（欧洲航空安全局）的适航审定认可度最高、影响力最大，且双方互认，因而绝大多数国家的民航当局直接以此为标准。这使得欧美的适航标准事实上垄断了大飞机的准入门槛，“飞机一旦达标，全球通飞”。这就是为什么国产C919要争取拿到欧美的适航证。
      
       其实，FAA和EASA的适航标准都是公开的，从官网即可下载全部文件，“一个字都不藏”。难点在于适航标准要随着航空技术不断发展，很多指标在变化，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模糊空间”。而判断模糊空间要靠经验，这方面，拥有丰富实践和充足案例的FAA和EASA优势明显。换言之，被“卡脖子”未必是有人作祟，而是客观制约。着急没用，得积累。
      
       反过来，对方看起来的“大方”也不一定是好事。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吴高阳指出，国产工业软件原本并不落后于国外同行，上世纪末，国产工业软件的平均市场占有率约25%，个别专项领域曾高达45%。拐点发生在本世纪初。当时盗版泛滥，国内的企业和科研机构普遍使用盗版的国外工业软件。表面看我们占了便宜，可现实是国外厂商借助盗版占据市场份额，再高举知识产权大棒“让我们把前期省的钱连本带息吐出来”。此时，国产工业软件早被盗版干趴下了，痛失机遇期。就这样，国产工业软件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却搞砸了交接棒，实在令人痛惜。
      
       吴高阳据此评论道：“工业软件的发展……不是那种铆足劲，争口气，就能成的。”何止工业软件，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而攀登需要冷静和定力。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我就能体察到当代青年科技工作者具备这样的素质，不管外界纷扰，他们有自己的远望和定见。
      
       启迪：科研人不能只顾着“向上看”
      
       从国产工业软件的遭遇中，还能领悟到观念和机制的重要性。假设当年我们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和法律，并严格执行，短期内会多花点钱、多付出些成本，但长远来看，国产工业软件可能会获得生长的机会，今天我们在这个领域就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议价权，不至于看别人脸色。
      
       吴高阳还提到了科研导向的问题。上世纪末SCI评价标准兴起，学者发布论文的影响因子和他引次数成为焦点。此举本意是鼓励学术创新，也确实起到了正向作用。然而，像工业软件研制这样更注重实用性的项目，却面临因创新不足而难以发表高水平论文的窘境。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受到打击，纷纷转向其它领域，国产工业软件的根基进一步被削弱，也就更难重振。
      
       到头来，即便受益于SCI评价标准的学科也会被“轻实践”的倾向拖后腿。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程明指出，中国关于氢能电池的论文很多，几乎与美国持平，但专利数远少于美国和日本。这表明理论与应用脱节了。
      
       既然堵点出在内部，那么破解“卡脖子”的过程就应该是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过程。不疏通体内的毛细血管，脖子会永远卡着。
      
       这里的“体内”不仅局限于科研共同体。我注意到，身为“技术史与人类未来青年工作坊”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沈辛成多次提醒讲者不能光盯着所谓的顶层设计，仿佛国家重视了、政策倾斜了、经费到位了，事情就能办好。他提示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要看到市场的力量、商业的力量。例如在谈到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时，他直言：下一阶段的发展不是向政府要钱，而是“忽悠”有钱人投资建更大的实验设备。这就要让他们相信投资有回报。
      
       沈辛成进而点出传统机制的短板：“在这个建制里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太习惯向上看，而丧失了‘要钱’这项非常基本的能力。这才是卡脖子‘卡’的地方。”我想，沈辛成的意思是如果科研人只顾“向上看”，为上研究、对上负责，忽视市场（包括企业、投资人、消费者等）的真实需求，科研终将变成漂亮却无用的屠龙之术。我国科技在诸多领域存在产、学、研、用转化不畅的瓶颈，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有明显距离，恐怕与此有关。
      
       这给科技发展的长远图景蒙上了阴影。要知道，在投入日益巨大的科研竞争中，仅靠来自上层的托举已难以为继。凭ChatGPT声名鹊起的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创办之初就汇聚了一群硅谷科技领袖，后来又获得微软巨额融资。研发过程中OpenAI与英伟达紧密合作，发布GhatGPT前使用了超过25000枚GPU，其耗费的资金堪称天文数字，绝非单一机构所能承担。
      
       OpenAI的成功增添了我们的信心。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为数众多的企业，我们的市场规模完全撑得起科研发展，关键在于激活经营主体，让它们深度参与。
      
       进阶：重温工业革命和科学精神
      
       在后记中沈辛成写到，通过七期讨论会，他和学生认清了一点：“要突破今天中国科技的堵点，不能只看堵点本身，而是要在技术层面理解了堵点之后，察看我们错失的或者未能有幸拥有的历史机遇期，然后以系统思维为抓手，思考如何复原出有利于该项技术在当下中国快速成长的行业环境。”为此，科研人需要具备技术能力、历史眼光和行业思维三要素，缺一不可。
      
       当然，对不从事科研的读者而言，具备技术能力实属勉为其难，但通过进阶阅读，历史眼光、行业思维还是能够历练的。下面两本书值得推荐。
      
       一本是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C.艾伦的《工业革命》。本书短小精悍、要言不烦，廓清了商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艾伦指出，一个关键原因，是英国利用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化进程，构建了环大西洋市场。为了满足越来越强劲的市场需求，英国人不断投入资金，研发新技术，提高生产率，形成了商业促进技术、技术扩大商业的良性互动。日积月累之下，最终于18世纪60年代催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这一历史经验，很好地回应了沈辛成要求青年科技工作者关注市场、关注商业的建议，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另一本书是科学史家、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第二版）》。本书显得有点“形而上”，却自有其价值。技术之于科学，相当于枝叶之于树根，根深方能叶茂。不厘清基本的科学规律，不扎好科学之根，“科技树点歪”的悲剧就会反复重演。
      
       在书中，吴国盛教授从源头谈起，勾勒了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是如何在近代借助各种机缘，孕育出现代科学的。其间，科学家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理性精神都是不可轻忽的因素。读罢这本书，再来回味《破局之战》，不禁有了更深层次的体认。阅读的乐趣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