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四年前的这个时节，哈佛大学的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丹穆若什教授在大学停课、被困书斋的日子里，从《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和《八十天环游地球》这两本书得到灵感，开启了一场不受限的“旅行”——他以自己的书斋为起点，在阅读中“前往”别处的世界。最终，他用16周、每周5天，完成一场“80天、80本书”的文学壮游。
      
       他的写作得到了各国学者、译者的支持，韦尔斯利学院的宋明炜教授与17位中文译者以和丹教授写作同频的节奏，完成了中文版翻译。现在，中文版《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结集成书，在世界读书日之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严锋，与本书主要译者宋明炜畅谈这场文学行旅。三位文学系教授一致认为，丹教授“绘制”的这张文学大航海的地图，始于他本人，又不止于他个人，这是鼓励所有人开启文学冒险的“航线图”。在充满纷争、隔离和屏障的当代社会，看似虚化的、无形的文学，恰恰形成一场充满力量的行动，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文学和生活息息相关
      
       丹教授用80天写成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并不是简明的文学史讲义，而是一张充满个人审美趣味的世界文学地图，其中收罗了伍尔芙、狄更斯和普鲁斯特的经典，也不乏侦探小说、奇幻故事和青春文学的痕迹。这份文学地图里遍布着意料之外的“发现”，比如，《西游记》和《堂吉诃德》的写作只隔了几年，取经队伍和拉曼查骑士的探险之间存在着时空中的平行对照；比如，分处不同时空的作家怎样殊途同归地重塑了自己生活的城市，从紫式部的京都到张爱玲的上海……译者宋明炜总结，丹教授的写作是关于文学的，同时也是关于文学和现实、文学和生活的联结，他通过探讨文学的构成，通过学术的思辨，从中寻找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机。
      
       严锋认为，这本文学专著让读者经历了多种时空维度的穿越，始于文学，又超越了文学。他注意到，丹教授在分析《福尔摩斯探案集》时，重点谈论了“伦敦贝克街221号B”这个地址。在小说里，福尔摩斯的住址、这个门牌号是虚构的，然而因为文学，因为读者，这个地址最终在真实的伦敦贝克街获得了实体化的存在。丹教授说，这个地址展示了文学虚实相间、虚实相生的力量。这种虚构和现实的双向流动，通常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的特点，其实在文学领域里早已有之，面对当下技术狂飙的虚拟现实，丹教授带着读者回望文学的来路，也是在重新思考虚拟和真实的辩证关系，很大程度上，真实存在于虚构和虚拟中，或者，虚构和虚拟会进入现实，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严锋进一步谈到，丹教授在写作中打破了虚和实的次元壁，也打破了个体经历和文学史之间的“壁”。例如他分析莱维的《元素周期表》，就延伸着写到他的家族史，写他的出身音乐世家的高祖父怎样离开了波兰：“如果他不走，奥斯维辛就是我的祖辈和家人的归宿。”
      
       文学里有不同的现实、不同的世界
      
       张新颖把《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放置在文学史的坐标系里，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用奥登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写作十四行诗，类比丹教授写《八十本书环游地球》。这些文字不是对文学作品的导读，它表达了文学对现实的关怀；它在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传达了正面的力量——连接的力量、沟通的力量、在一起的力量。丹教授所呈现的是一种珍贵的眼力，因为他看到在广阔世界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文化，各种各样的文学。并且，通过他的充满包容性的叙述，读者看到各种各样的文学在不断地迁徙流动，这样包罗万象的、充满流动感的文学画面，才叫作“世界文学”。
      
       与丹教授私交甚笃的宋明炜补充，丹教授在课堂上屡次强调“文学必须在流通中才能成为文学”，这是他对“世界文学”的基本认知和定义。他懂20多种语言，认为任何语言被翻译之后，即便失掉原有的信息，仍能获得新的生命，因为最重要是让语言中的信息流通起来——经过翻译，经过阅读，每个人代入个体的经验去感知，文学应该是不设限的加法、是多样化的求和。人类世界最大的危险是只允许一个故事，只允许一种叙事，文学的使命是抵抗这个危险，因为文学是多声部的众声喧哗。所以，他用这个时代的电子游戏的逻辑去解读《神曲》，在侦探小说里重新认识威尼斯，他要尽可能地把文学的“杂音”收录进来。
      
       这一点也让严锋特别有共鸣。他很赞同丹教授的观点，即，讲故事既是权利也是权力，“叙事”是一种被争夺的权力，所以人们要警惕并避免“只有一种故事”。文学的意义正在于，“给人们更多的选择，让人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别的故事，别的现实。其实，人类没法只生活在一个空间、一种现实里，我们需要多样化的时间，多样化的空间，这是肉身的需求，也是精神的渴望，这恰恰是文学能满足的。”
      
       从文学的镜头里去别的时空
      
       严锋在对谈中坦言，他很容易被新的技术、新的媒介形式所吸引，这些年他可能对虚拟现实和游戏的关注胜于文学。但是在社交网络上，他越来越切身地体会着，面对太多的冲突、矛盾和对抗，发达的技术没有达成想象中的对话、协商和共情，反而是被认为“过时”的文学，仍然在努力地与复杂的世界和解，在文学中，我们不断地找到新的视角，发掘到新的看世界的方式。
      
       严锋说，丹教授谈普鲁斯特的那一节，给他带来眼明心亮的启发。“普鲁斯特发现了一种仪器，用这个仪器来看人，会获得新的眼光，甚至看到人的内心。这个仪器是在当时欧洲沙龙里流行的立体镜，它有两个透镜，两个眼睛隔开看照片，看到的照片是立体的。普鲁斯特痴迷于这个仪器，他从镜头里看到世界不是平面的，人不是平面的，人心也不是平面的。”严锋认为，“普鲁斯特的立体镜”构成了一个鲜明的隐喻。19世纪的立体镜演化到今天就相当于VR，文学既是立体镜，也是VR。文学可以打开科幻的门，也可以打开新媒体的门，归根结底是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眼光——从文学的镜头里，我们看到另外的时空，并且一步踏进了这个时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