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孙彦扬 记者 许旸
      
       书店与阅读，在人们回归精神乡的时候，同时提供了一种物理归乡的愉悦感。著名作家格非坐在思南书局的露台上，他感叹：“这样的空间让我着迷，城市书店成为人们身心自得舒适的场域，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城市不仅仅有地标建筑和人造景观，还应该有书店空间，不断呼应着市民的精神脉搏。这个周末，格非与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相约共聚思南书局，这两位“荣誉店长”为读者荐上好书，并与本报记者聊聊书店与阅读。
      
       在城市书店感到愉悦自在，这里是年轻人的新故乡
      
       思南书局的不同角落都充满阅读空间，两位“店长”顺着楼梯向上，经过层叠书架，走进书局中颇具“包围感”的“两人读书处”，一路赞叹——小小的一个通道进去，里面两边是闭合的，一个密闭式的空间，没有人打扰，“是读书的好地方”。有人想“躲”进去读书的话，甚至可以读上一整天。
      
       谈及心目中的理想书店，两人不约而同地指向“思乡”之义，以此寻回属于自己的文学时间。用格非的话说，最喜欢的书店类似“家庭式”的老房子，“在这种提供多样私密阅读空间的书店，你能真正感到与书共处一室，那么亲切舒适，找到一个小房间读上一个半天甚至一个整天，那感觉多好”。格非告诉记者，连他工作的书房都不大，这样最舒服。而毛尖将回忆中的列车可视化，畅想“绿皮火车式”书店的诞生。“这么多年来，我最怀念以前从老家宁波到上海的绿皮火车，漫长的八九个小时中我能读两三本书，窗外的风景与记忆中的书构成最立体的互动关系，希望有一种‘流动的书店’，人们自由上下车，通过书籍能与更远方的人事发生关系。”
      
       城市书店本身代表着一种更为当代的自处方式与人际交往方式。在此前思南文学之家《登春台》读书会上，当毛尖向格非抛出一个颇为“时髦”的问题“你是E人还是I人”时，格非答道：“社会性是当代社会中人的性格变化的重要因素，我算是比较平衡的一个人，有社会交往的需求，但也偏爱孤独。不光是我，所有当代人都一样，我们总是处在这两种状态当中。”而城市书店也巧妙地平衡了私密房间与公共客厅间的关系。对此，格非认为，书店为互为陌生的爱书之人提供亲密的空间，但这样的空间又尊重私密，能够消解巨大人海中的恐慌，“这里舒适自在，尤其是在年轻人普遍‘漂泊’在城市的当下，城市书店可能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家’，是一处歇息的好地方”。
      
       读书最重要是乐趣，像侦探一样快乐
      
       读书最重要是乐趣。何为阅读之趣？大抵与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有关，正如格非分享其种花经历时所说，“我有一个60平方米的院子，种花很累，有时候发誓再也不种花，但是春天一来，你还是会按捺不住，还是会有一院子的花”。
      
       “我的书桌上堆满了书，有大部分是我想读、但是一直没有抽出很多时间来读的，或者原来粗粗读过一遍、但还是很希望重读的。重读在我的阅读习惯当中占有很大比重。”当一份工作结束后，格非期待一段集中的阅读时光，难读之书也乐趣重重，“一般早晨起来吃完早饭，然后我就开始读书，一直读到下午两三点，这样的话大概有个五六个小时，这样就比较愉快”。
      
       在思南书局，格非和毛尖分别以各自的读书之趣，分涉当代世界与中国，以“进行时”的态度向读者推荐了《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艾拉医生的神奇疗法》《荷尔德林传》以及《登春台》《千里江山图》《重述中国》。然而他们也提醒读者，各种文化机构的“推荐书单”如洪流般汹涌，但到底还应该取决于读书人自身。“读一本喜欢的书，这本书里会提到其他书，我的习惯是把它记下来，时间一长你会记下很多书，从这里面筛选一部分，就可以上你的书架了。”格非认为，每个读书人都应拥有自己的读书“纲目”。
      
       人为何需要阅读？格非认为，或许因为人有解释与反思自身存在的本能，由此需要阅读。“流行的观念会制造孤独，也会吞噬孤独。但在阅读的汪洋大海中，你并不会孤单，哪怕观点卑微偏激，也总有人支持，因此，阅读成为解释生存与生命的宝贵视角。”
      
       毛尖形容读书的乐趣在于发现闪光的东西，“像侦探一样快乐”。在她看来，阅读不再是某种单一的方式，而是作为一种更宽泛包容的生活方式与当代人共存。在耐心成为稀缺物的当下，“影像阅读”也是一种阅读方式；而让年轻人回归纸质阅读，读书会也不失为好办法。“希望阅读重新变为一种公共行为，就像读书会上，书在读者手中流传，观点也不断被探讨，此时阅读也能重新‘晒晒太阳’，变为一个充满思维碰撞的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