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登荣
      
       从1895年到1925年的这30年，被学者们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转型期。在转型时代，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不断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随之传入的还有大量新的词汇。英文中的“Society”，就是从晚清开始渐渐出现在国人面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提炼，最后固化为“社会”一词，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用语。那么，中国自身语境中有没有“社会”这个词语呢？“Society”一词传入中国经历了什么过程又带来哪些巨大的变化呢？这本《“社会”的发现》一一给予了回答。
      
       作者首先指出，在中国传统语汇中，“社会”一词早就已经存在。不过，在中国人的语境中，“社”最初是指“土地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又引申为“居住单位”。如《周礼》中就明白无误地记载：当时以25户为一“社”；至于“会”呢，则是指聚集、集会的意思。“社会”二字合用于一体，就是表示节日集会。如《东京梦华录》云：“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春社、重午、重九亦如此。”
      
       所以，今天大家所使用的“社会”，并非中国古代“社会”一词含义的延续，而是来自英文中的“Society”的含义。《牛津字典》对“社会”的解释是：（1）居住在一个或多或少有秩序的共同体中的人的聚集（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居住在同一个国家或区域并且拥有共同的习俗、法律和组织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二是指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的某个特殊部分）；（2）一种植物或动物体；（3）一个为特定目的或活动而组成的组织或俱乐部；（4）有他人陪伴的状态。从中可以看到，中西方对于“社会”一词的定义是大相径庭的。
      
       作者梳理发现，早在明代末期，西方传教士就将西方近代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等学问以及建筑、音乐等艺术传入中国。不过，这一时期传入的社会科学著作极少，所以，翻译作品原文中应该很少会用到“Society”这个词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对外开放。于是，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负责对外交涉和洋务事业。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很多官员日渐感觉到了解国际法的重要性。1865年，由清政府拨款资助的崇实馆开始出版《万国公法》译刊，供人们阅读参考。在《万国公法》上，刊登了惠顿的《国际法原理》，“Society”这个词汇随着这篇文章传到了中国。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社会”概念的生成，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被立刻用到实际政治思想活动中。其主要的冲击有：“社会”含义的日趋明晰，反映了晚清精英分子的觉醒，通过翻译、阅读西方文献，不少开明的知识分子从中受到启发，认为中国应该属于人民大众。其次，带来社会伦理观念的革新。作者指出，在“社会”等新词汇输入的同时，西方伦理学学理也慢慢走进了古老的中国。反对“三纲五常”，主张以国家和社会为重的公德观念开始出现。自先秦以来固有的“三纲”“五伦”中的公共伦理，被新的“群己关系”“国家——个人关系”、“社会——个人关系”所取代。
      
       而“社会”的重要性在“五四”前后日益凸显。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感染，“社会主义”风靡全国。在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青年》所传播的民主主义得到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增大，其所主张的唯物史观也随之越来越受到认可。知识界开始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解决现实问题有效的途径，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