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荣
      
       作为今年“中法文化之春”系列活动之一的“永恒的爱——十九世纪欧洲经典艺术展”正在上海海派艺术馆展出。在这次经典艺术展中，雕塑堪称重头戏，展出作品28件，在整个展览中占比近60%，这种情况在类似的艺术展览中很少见。
      
       文艺复兴后，伴随着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流派的发展主线，始终存在一条辅线——样式主义。样式主义又称矫饰主义或风格主义，形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样式主义一出现就引起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一说其是文艺复兴晚期艺术衰退的产物；另一说它是一种新的综合的艺术风格。此外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它是自成一体的艺术流派。所以样式主义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因其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在艺术史上是很少露面的。
      
       最先接受样式主义影响的是法国。意大利艺术家罗索、普利马蒂乔、切利尼等艺术家在为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宫装饰工程中创作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高贵优雅又带有世俗享乐的趣味出现在绘画、雕塑、壁挂上，消除了中世纪艺术的最后痕迹。当时的佛罗伦萨画家、评论家G.瓦萨里第一个把它认定为16世纪的艺术风格，卢浮宫在陈列上也将枫丹白露派作为16世纪法国艺术的主要代表，《世界艺术史》作者、英国学者休·昂纳和约翰·弗莱明都认为样式主义“是对一种时尚品质的高度褒扬。它包含着风度、艺术鉴赏力、发挥的流利与高雅方面不言而喻的契合”。它体现了16世纪的美学理论，以致后来有人甚至把样式主义与法国18、19世纪艺术的高峰联系起来。这至少说明样式主义在欧洲艺术发展史中有着不可轻视的重要地位。
      
       在谈“永恒的爱——十九世纪欧洲经典艺术展”的雕塑作品时，我之所以要提出样式主义，是因为这个展览的雕塑作品几乎体现了样式主义艺术的所有特征：对神话、爱情题材的偏好，在人物造型上追求变形、夸张和扭转的动势，喜好优雅、欢愉的艺术趣味，对精雕细刻的手法和象征寓意运用的兴趣，以及在艺术欣赏和实用功能上的兼具等。
      
       美，是古希腊雕塑艺术的最高法则，被视作为特殊的人生哲学产物。希腊人的哲学观念使得他们最先发现了美的抽象性，艺术家从许多个体中挑选出最美的部分集中表现在一个个体上，这种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美，被称为“理想美”。18世纪法国雕塑家法尔柯内对古希腊雕塑曾经发表过他的见解，他说：“可以举出许多优美的古代雕像，在它们身上找不到类似的真实性。如果在一系列场合下只承认希腊雕刻的崇高，却不承认法国大师作品中表现得更为高超的优点，那也许就是某种忘恩负义。”那么法尔柯内说的法国雕塑“高超的优点”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从他同时代以及前辈雕塑家的作品来看，古戎的《贞洁喷泉》浮雕、巴茹的《普赛克的悲哀》等体现的就是来自枫丹白露派的美学趣味，而法尔柯内在自己的作品《浴女》《皮格马利翁》中表现的也是如此。样式主义艺术之风后来吹到了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等国，成为人们所渴望和思慕的艺术风格。
      
       法国雕塑家玛蒂兰·莫罗的《白天和夜晚》寓意雕塑，以两个裸体少女对称的立姿来寓意一天的光阴。雕塑家在两人的姿态、发式、披挂的轻纱，以及脚旁儿童的表现上都巧妙地隐藏了白昼和黑夜的密码，让观众在美的欣赏中去寻找解密之码。寓意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充分的表现力，这件作品看似是古典主义的，但是从少女美妙修长的身躯、微微隆起的胸乳和腹部，以及含羞的姿态所透露出来的艺术趣味与古希腊人体雕像呈现的丰满、庄重的美感是截然不同的。
      
       玛蒂兰·莫罗在他的另一件作品《保罗和维尔吉妮》表现的是同名小说中两人在风雨中拥抱一起躲在维尔吉妮从后面翻起的裙子下避雨的情节，不过雕塑家有意避开了小说中的这一情节描写，改为两人充满爱意相拥而行的亲密姿态。这种与洛可可艺术有别的克制在爱尔兰雕塑家爱德华·安布罗斯的组雕《丘比特和普赛克》中也有所体现。安布罗斯精心设计了丘比特和普赛克两人相互之间的爱慕情感，亲密而又有分寸，从金字塔型的构图中亦能够感觉到雕塑家在表现情爱时保持的一种沉稳的控制力。比利时雕塑家皮埃尔·阿方斯·伯格特创作的大型褐色青铜花瓶装饰《仙女座》也借用了希腊神话爱情题材来表现，花瓶口一侧站立的珀耳修斯握着长矛正欲刺向攀附在瓶身上的水怪，花瓶另一侧仰面躺着被锁在礁石上的安德罗美达。雕塑家除了采用古典主义的细腻光滑的手法塑造了珀耳修斯和安德罗美达的裸体形象外，在整个花瓶的装饰上展现出一种粗犷奔放的气势，以强烈对比的雕塑语言来讲述这个英雄救美的感人传说。
      
       这次展览最值得关注的艺术家是法国雕塑家让-巴普蒂斯特·卡尔波。他有五件作品展出，其中最为闻名的是《听贝壳声音的那不勒斯渔童》。这个渔童形象是他从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中觅得的，赤身裸体的渔童屈膝蹲在地上，头戴那不勒斯小帽，双手捧起一个大贝壳贴近耳朵，他好像听到了贝壳里传来的奇妙回声，不禁笑逐颜开。卡尔波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摆脱了学院派的古典趣味，赋予了作品生动朴实的平民性，而从渔童扭转身子静中寓动的姿态上又透露出对样式主义表现的追求。卡尔波的这件作品显然是受到他老师弗朗索瓦·吕德的《玩乌龟的那不勒斯渔童》的影响，不过卡尔波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替代了老师的浪漫主义。这次展出的青铜作品与原作有所不同，在渔童的大腿根部加上了一小摞渔网以遮挡私处。据说这是卡尔波在晚年为解决生活困苦，多次复制自己的作品用于销售的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卡尔波还是一位杰出的肖像雕塑家，无论在他功成名就的辉煌时刻，抑或在家境衰败的时候，他在肖像雕塑上一如既往地倾注了爱的激情和对美的追求。他在塑造《拉·芭隆贝拉》《未婚妻》和《L女士》肖像时，从秀发上缀满的玫瑰，到戴着罗马当地特色的发饰，再到象征婚姻的橘子花枝，匠心安排了每一个细节，悄悄地揉进了他难以忘怀的爱情经历。卡尔波喜欢在肖像塑造中将人物头部与胸部保持着某种扭转的关系，以最美的姿态来表现她们各自的美丽和独有的个性，也使得观者能够从多个角度获得不同的甚至是惊艳的视觉感受。
      
       唯美与情爱，是19世纪欧洲艺术表现题材中的一个分支，人类的情感在这类艺术作品中既找到了一个进口，也找到了一个出口。无论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印象主义的雕塑大师都创作过有情有爱的雕塑作品，其中不少成为世界名作，例如卡诺瓦的《波林娜·博尔盖泽》《三个极乐少女》《爱神与普赛克》，卡尔波的《舞蹈》，罗丹的《永恒的春天》《吻》《永远的偶像》等。艺术家在爱大自然、爱人类、爱自己的同时，也用他们的作品与广大民众建立起一条爱的通道。因而把“永恒的爱”作为19世纪欧洲经典艺术展的主题很契合这一时代特征。
      
       “永恒的爱——十九世纪欧洲经典艺术展”在展陈设计上是十分用心的，所有雕塑作品都拥有理想的空间和高雅的环境，特别是将欧式宫殿场景照片放大到整个墙面作为雕塑作品陈列的背景，还原了欧洲王室对雕塑作品收藏和展示的传统风尚，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体验，堪称一个亮点。
      
       如果你回想起在巴黎凯旋门面对吕德的《马赛曲》感受到千军万马般的雄壮气势，在巴黎歌剧院前观赏卡尔波的《舞蹈》时被一群跳跃的青春美丽人体点燃激情，轻轻地抚摸歌剧院东侧玛蒂兰·莫罗设计的一排青铜女像灯柱，在街头遇见罗丹的穿着宽松睡袍一脸惺忪的《巴尔扎克》，那么也许你会对19世纪欧洲雕塑会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感受。
      
       （作者为美术史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