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 [美]卡丽·莱恩 著李磊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 格瓦拉
这几年世界风云变幻,动荡的世事裹挟着我们低头向前,却丢失了一些回望和休憩的坦然。对工作伦理的思考在理论界已经开拓出了较为深广的空间,前有当代杰出的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珠玑耀眼,近有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的现实预言。而我们如果去仔细回望过往对于工作和我们所处世界关系的思考,也许能发掘出更多的对当下一些有意义的思考与参照。
科技赋能让工作和生活更好了吗
2007年1月9日,乔布斯在Macworld大会上发布了改变科技史进程和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跨时代智能手机产品iPhone。美国引领全球科技界一扫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的颓势,以智能手机和次世代网络通讯协议的发展为契机,重构了全球科技产业链,给予了诸如三星半导体、富士康、康宁玻璃等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狂飙突进的增长动力,直接影响了全球超过300万人的就业、工作与生活。而移动互联网迅速替代了以PC为代表的传统互联网,导致了全球产业升级,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遇到瓶颈期,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会让产业格局迎接新的挑战。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全球贸易遭受重挫,互联网产业也经历了巨震,人们是时候来重新思考一下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了。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体征,上一轮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那些科技工作者怎么样了,他们的工作、生活、人际关系和生存状况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在当今时代我们无法忽视和应该充满好奇的议题。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卡丽·莱恩在她的社会学著作《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中给了我们一些回答和启示。
本书研究对象是达拉斯电信从业者,与纯互联网工作者有些许差别,但是可以统称为高新科技工作者。也许大家对得克萨斯的了解更多在于它位于美墨边境,是美国第二大州。这里民风彪悍,充满了独特的牛仔精神,同时也是风靡全球的德州扑克的发源地。但这里也是与加州的硅谷、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创新走廊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科研三角园并肩的全美四大科技重镇之一。而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更是德州仪器的总部,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以半导体为核心的技术部件制造商。该地区形成了以德州仪器为代表的全美最大的电信产业集群。
2000年互联网危机袭来,大批科技公司倒闭,纳斯达克市值蒸发了三分之二。随之而来的是科技企业从业人员面临就业寒冬。《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用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入观察了这个引人瞩目的群体:当达拉斯的科技工作者面对裁员时,他们大多崇尚职业生涯管理哲学与管理文化的精英个人主义哲学,并不把失业归咎于劳资间社会契约的瓦解、大规模裁员、全球离岸外包、兼职和约聘工作的扩张、政府政策等客观因素,从而建构了“一人公司”这个概念。而他们的抑郁、挣扎、痛苦和困境,则在职业生涯管理哲学的自我暗示下被消解。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双职工家庭中男性失业后女性承担起家庭经济重担的现象有深入的研究,其中女性的韧性、自主和对家庭的付出都让人肃然起敬。
美国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虽然不怨天尤人,不把职业失利归咎于外部因素,更多地反求诸己,注重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和自主匹配公司招聘需求,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典范。作者卡丽·莱恩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担忧:如果整个一代人都愿意毫无怨言地在不充实、薪水低的工作中辛苦努力,那将是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局面。我们更应该去努力的方向是: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让就业环境更加合理与完善,让科技赋能的生活真正变得美好。
从历史中的劳资关系看时代发展
晚清以降,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生产关系、人际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劳资关系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如何面对全新的社会变局,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各方力量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以稳定社会发展,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面临的全新课题。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田彤在他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与阶级: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研究》运用大量一手史料,以当时的行政管理、福利保障、企业生态等为议题,致力于解析新型劳资关系,正确认识与有序处理劳资矛盾、保障职工权益,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为防止社会阶层的分化,保障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应对思路。
书中重点研究的“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简称“申三”),是由中国近代著名民族工业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19年创办,被誉为民族纺织业的典范,成为了延续至今的百年名企无锡一棉。书中提到:申三企业内部良好环境机制的构建,营造出申三劳资双方各安其事、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企业除保证工人享受较好的福利待遇,还着力与工人共同构建内部良好环境机制,以保障工人在独特的企业文化中能充分享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最终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申三创建的企业文化与劳资合作互为因果的模式,直到1949年初仍在延续,并受到时人的推崇及极高的评价:“厂方倘能在工作时,用科学方法指导工人工作,而在工余时,用活教育的方法施行劳工教育,使工厂家庭化、学校化;视工人如子弟、如同学;不苛责、不放任;责之以理,爱之以道;全厂之中,不问职员工人,都能工作相共,游乐相俱,则工厂的生产效率,一定可以增进,一切劳资纠纷,自然也就无从发生了。”
时至今日,申三厂的企业文化与劳资关系都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打工者的工作、生产、学习和生活都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同发展进步的良性循环关系。作为现代工业号角的纺织业也是珍妮纺纱机所带来的生产效率革命催生的。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英国历史学家基思·赖特森的《人间烟火:英国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1470-1750年》追溯英国经济社会的早期变革进程,呈现社会各阶层的妇孺老少的工作、生活与日常,为看似枯燥呆板的经济史赋予了浓厚的“烟火气”。
早在18世纪中后期,以大卫·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学人们就达成了以下共识:“将经济领域的过往当做理解人类社会的基础要素加以审视。”赖特森强调:“体力劳动者”,即居伊·米耶热所说“通过体力劳动或被奴役以赚取生计”的那群人,他们一直被当作“这个国家的手和脚”。虽然他们的辛勤劳动被以为是基础性的,但这份功劳没有为他们带来应得的荣誉和回报。赖特森认为构成人类社会基本要件的经济最能反映历史的时代体征。在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中,劳动力市场还在缓慢发展,是一种高度本地化的市场,打工阶层的职业身份也不固定,很多人同时做多份工才能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开支。在当时的经济关系中,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有利于维持较高的利润水平、资本的积累和投资、进一步开拓市场、保持竞争力等,这是英国得以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
亚当·斯密曾说:“从长期来看,工人对他的主顾或许同他的主顾对他同样必不可少,但这种必要性却不那么紧迫。”揭示了打工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但雇工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他们恰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故对市场的运作规律有所了解。他们只是希望在设置市场力量被准许发挥作用的范围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这种话语权,他们可以对他们与市场共存的方式产生影响。我们知道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者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劳资双方和谐共处,才能让经济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打工人到底是时间的主人还是仆人
如果说近代早期的17、18世纪是科学的时代,那么当今无疑就是技术的时代,技术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情感。在2023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材料是让我们反思:人们因技术发展得以更好地掌控时间,但也有人因此成了时间的仆人。
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是从事过苦力、文员、工人等职业的打工人、经营过农场和饭馆的小老板,因为饭馆陷入经营危机铤而走险去打劫银行并成为惯犯最后被抓捕入狱。他在牢狱中学习哲学,完成了蜕变,成为解构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成为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之一。他的三卷本《技术与时间(修订合卷本)》鸿篇巨著更是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开创性作品。阅读他的作品也许能更好地探讨主人和仆人的问题。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与人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冲突,而是技术内部代表两种人的本质在冲突,因此是人的内在冲突。贯穿三卷本的是关于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兄弟俩的隐喻。在古希腊神话中,在创造万物时埃庇米修斯赋予各种动物各种生存的技术,却没有给人类任何特长。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拯救了人类弥补了过失,赋予人使用工具的独门绝技。宙斯震怒之下降罪普罗米修斯,并让埃庇米修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威胁人类。斯蒂格勒以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兄弟俩截然相反的作为,比喻存在两种截然相反而对立的技术。但这种冲突并不在技术与人之间发生,而是技术内部代表两种人的本质在冲突,因此是人的内在冲突。
斯蒂格勒指出:技术力量——首先作为人的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无法计算的、并在短期内无法预见的增长。然而西方世界的总体完成却带来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人类越是强大,世界就越是趋于“非人化”(“dehumanise”)发展。人类对自然——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本性——越来越多的干预明显地表示:人类的力量是一种摧毁人类(世界)、使人类自身非自然化的力量。技术原来是人赖以进步和持久生存、创造的力量,可在总体完成的趋势中,技术却有可能演变成为饕餮一样反噬自身的怪物。
斯蒂格勒认为,必须阻止技术干预的无度发展,否则,人类将会迷失方向,成为时间的仆人。21世纪第三个十年行将过去一半,我们面临更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世界局势。只有明确自己身处的位置,加强自身的建设,与技术发展和谐共生,才能在未来行稳致远,才能不迷失在数字洪流的巨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