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月之
      
       近代上海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国际联系广泛、频繁而深刻。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起于欧洲，进而扩展到北美洲、亚洲、非洲等处，是一种国际性运动。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创立的，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诸多活动带有上海城市特有的国际印记。
      
       近代上海城市的两种国际性
      
       近代上海城市存在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一类是外接式、常见型国际联系，指的是上海与英、法、德、美、俄、日等国家及其城市直接发生的联系。建党时期，上海与欧、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轮，已相当便捷，从上海可以直接到达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等，每条航线都有多家轮船公司经营。由上海通往以上各大城市的电报、电话更是顺畅无碍。
      
       另一类是内嵌式、罕见型国际联系，指的是经与上海租界内各相关国家团体、个人发生的联系，进而延展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近代上海办有多种外文报刊，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均有。这些报刊广泛地报道世界各地信息。上海还设有众多外国通讯社。上海居住着众多外国人。1920年，上海外侨近3万人，来自英、美、法、日、德、俄等50多个国家与地区。这些外侨不光与其母国有诸多联系，还由于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与世界各地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其时，上海存在三个行政管理机构，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家各自为政，互不统辖。三家之上，没有任何可以统辖或协调三家关系的垂直权力机构。遇到非协调不可的问题，就由各国领事或领事团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或通过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中央政府交涉。这样，在上海城市内部，华界与两租界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国际关系。中国居民与租界内各国外侨的关系，有时也会上升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有时是单独发生的，如留学生赴美、赴日、赴法、赴俄，直接发生在中国留学生与相关国家之间；有时是交错或合并发生的，如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尼克尔斯基来上海，既有上海与俄罗斯相关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有他们到上海以后利用租界的因素。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造成了上海城市两种不同的国际性，前者可称为外接式国际性，是正常国际性或一般国际性，这是当时众多涉外城市共有的国际性，如北京、南京；后者可称为内嵌式国际性，是非正常国际性或畸形国际性，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含有多国租界或公共租界的城市才有的。
      
       这两种国际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首先，国际重要事件的发生，每每影响上海城市内部结构，国际一有风吹，上海便会草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大批难民逃出，相当一部分来到了上海，加大了上海与俄国的联系，也改变了上海外侨的结构，使得上海法租界成为俄侨集聚区。共产国际从一开始便看中上海，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很重要原因便是上海有众多俄侨，便于开展工作。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后，上海大批德侨回国，直接影响了上海外侨与外国资本的结构。
      
       其次，上海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会酿成国际事件，犹如平静的湖面，上海“一石子”，国际“千重浪”。1905年，上海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不但引起寓沪美国商人的恐惧，也很快成为国际性事件，影响到中美关系，最后在国家层面上才得以解决。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罢课、游行，影响很大，但北洋政府并不十分惧怕。但是，6月5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便影响到英、美、德、法、日等列强在上海的利益，进而影响他们在整个中国的利益，从而造成很大的国际压力，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罢免曹汝霖、陆宗舆与章宗祥的官职。
      
       上海国际性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在这两种国际性综合影响下，上海在马克思主义信息传播、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其活动方面，发挥了远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特殊作用。比如，“马克思”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并述及《共产党宣言》学说的，是1899年在上海出版《万国公报》连载的《大同学》，主译者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众所周知，《万国公报》是教会办的，李提摩太述及马克思与《共产党宣言》，本是作为一种新的学说介绍的。但是，从传播学角度看，则是由一个具有跨文化身份的传播主体（李提摩太），通过新式媒介（《万国公报》），将一种新的知识从这种知识的生产地欧洲传到了中国，从而完成了这种新知识的国际传播。自1920年8月至1922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读物18种，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俄国共产党党纲》《列宁传》《李卜克内西纪念》等，全部在上海出版。上海能够获得这么多新的知识，全赖于其广泛的国际性。
      
       共产国际垂青上海
      
       共产国际自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之日起，就在努力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并将目光投向了上海。1920年4月，负有指导筹建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一行来到上海。随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建立（今虹口长治路177号），中俄通信社、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九江路14号）等机构设立。苏俄、共产国际向其驻华代表、在华机构，以及中共组织及其他革命组织提供的经费，相当一部分便是通过这个办事处支付的。
      
       就空间距离而言，从俄国西伯利亚到上海，比起到北京、天津要远得多，北京还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但共产国际不是将此机构设在北京、天津，也不是设在另一个东亚大城市东京，而是设在上海。这与上海城市高度的国际性有直接关系。共产国际成立的1919年，上海已是拥有245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最大的港口城市、最为开放的城市，是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城市。这些，都是共产国际特别看重的地方。
      
       这些机构，以上海为基地，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作为经费周转站，以《上海俄文生活报》为信息载体，还有日夜不息的电波，将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信息传递到上海，扩散到全中国，又将中国的信息传递到苏俄，在中国与共产国际、苏俄之间架起了信息通道。那么多外国人，不时地来往于上海与北京、上海与哈尔滨、上海与广州等地，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建党初期起了相当重要作用。显然，没有上海这一独特的城市，这一切都难以想象。
      
       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1920年得以成立；中共一大在1921年得以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中共一大举行期间，有巡捕闯入、查问，迫使会议转移地方，也与上海城市的国际性直接有关。学术界研究已经表明，巡捕是冲着马林来的。马林早已引起欧洲反共势力的关注，他离开欧洲以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到了上海，他一直是工部局重点关注的对象。
      
       与上海高度国际化相一致，民国时期上海金融高度国际化，美元等各种外币在这里都可以便利地汇兑为中国通用货币。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都有效地利用这一特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