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春
      
       每年2月，全世界的政界、军事界和经济界的代表、非政府组织和安全领域的专家就会赶往德国南部都市慕尼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上讨论有关外交、安全和防务的话题。今年的慕安会于2月16日开始，将持续3天。毫无疑问，至少从俄乌冲突爆发、巴以冲突升级以来，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欧洲和世界政治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
      
       《安全报告》：世界面临陷入“双输”局面的风险
      
       从2015年以来，慕安会每年都在会议开始前发布当年的《慕尼黑安全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既为当年的会议讨论定下框架，也为国际形势话语提供关键词，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2020年《报告》的主题词“西方缺失”。而今年《报告》的标题是《双输？》（Lose-Lose?），这个新词是既有术语“双赢”（Win-Win）的反面，也是对时局的有趣判断：“在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经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政府不再关注全球合作的绝对利益，而是越来越担心自己获得的利益少于其他国家。将相对收益放在首位很可能会导致‘双输’的态势（意味着国际政治参与者的全输），危及合作并破坏秩序。”
      
       可以看出，《报告》出自德国人的手笔，其对时局变化的判断也是延续了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作出的“时代转折”的判断。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一变局？《报告》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分析：“在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和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跨大西洋共同体和‘全球南方国家’对他们所认为的国际秩序绝对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感到不满。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国际秩序从未兑现其为所有人的利益增大蛋糕的承诺。”
      
       一大突破：不再一味归咎于新兴力量的所谓挑战
      
       之所以说上述分析令人感到“意外”，是因为《报告》没有采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套话，把变局归咎于某个新兴力量对于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而是认为所有参与者的诉求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变局是各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中国的观察者在过去几年中听到的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等新兴力量的一味指责相比，今年这份《报告》对于变局原因的分析相对客观、全面，可谓一大突破。
      
       《报告》还指出了变局背后的安全悖论，即所有人追求最大安全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愈发觉得不安全。变局已经影响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所有行为体都在追求经济安全；又比如技术安全，技术已经“从全球繁荣的驱动力变成了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手段”；地缘政治竞争甚至影响到了全球如何应对共同挑战如气候变化。
      
       除了上述能够从多方行为者的视角看待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外，《报告》也不再以“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来攻击意识形态对手，而是清清楚楚地说出美国和欧洲这一对跨大西洋伙伴及其“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主导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同时，《报告》也意识到美欧仅仅凭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足以主导未来的国际秩序，因而需要大力争取和拉拢“全球南方”国家。
      
       两大弱点：仍视美国为保护伞 仍误读中国
      
       但是另一方面，《报告》论述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大弱点是对于美国的预设，认为美国仍旧是跨大西洋关系以及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关系”的支柱。《报告》虽然认为所有行为体都应该为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局负有责任，都对于所谓的“蛋糕”分配不满，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论证例如美国作为事实上“蛋糕”的最大份额占有者维护自身份额的正当性何在。同时，当下的美国既要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拉拢“小伙伴”，又要确保自己相对的最大利益和竞争优势，而不是被“小伙伴”多占了便宜，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论是拜登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法》对于欧洲经济的冲击，还是特朗普近期威胁不再向未达到北约防务支出比例的盟国提供安全保护，都令欧洲五味杂陈。
      
       第二大弱点是对中国发展目的的误读。《报告》借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说法，断言中国试图建立一个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等差国际秩序，因而事实上构成美欧集团的对立面。《报告》颠倒因果关系，把中国在核心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反制措施与美国等主动发起的贸易战、技术封锁等手段混为一谈。
      
       在这个意义上，《报告》的新意仍不足以掩盖其跨大西洋伙伴的基本立场，《报告》叙述的基本逻辑仍旧是阵营对抗的类冷战逻辑。然而，放任零和竞争并不能给各方带来更多的安全和安全感，希望慕安会能够在未来几天的观点碰撞中，为世界当下的安全热点问题和未来的安全构架寻找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