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尘依萱
      
       2016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朱振武采访了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期间闵福德谈到母亲招待贵客时要拿出最好的瓷器（china），因此他翻译中国文学典籍也要“take the best China”（呈现最好的中国）。这句话可以概括许多当代汉学家研究与译介中国文学文化的宗旨。朱振武长期关注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与海外汉学研究，近期，他的新作“中国故事英语传播三部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共约150万字，以中国学者的视角系统化梳理和评议了汉学家在英语世界的中国故事书写历程，并且提出了文学翻译的归异平衡理论，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中国故事在英语世界如何传播与流通？汉学家在这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三本著作引领读者赏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个中真谛。
      
       博闻今古织经纬，纵览中西释汉英
      
       “中国故事英语传播三部曲”包括《他山之石：汉学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语传播》（以下简称为《他山之石》）、《中学西渐：汉学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英语传播》（以下简称为《中学西渐》）和《归异平衡：英语世界汉学家的中国故事书写》（以下简称为《归异平衡》），由点及线地梳理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历程，根据不同作者、译者、译本之间的关联与比较，钩织成面，以展现汉学家用英语书写中国故事的全貌，并对归异平衡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多向度、全方位的探讨。
      
       三部曲贯通古今、联系中西，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关联。其内容架构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性与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自知、自觉与自信。具体而言，《中学西渐》聚焦中国古代文学，按照古代诗文、短篇小说、章回小说、史传文学、戏剧与说唱文学等文类划分章节；《他山之石》则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选取了鲁迅、沈从文、路翎、钱锺书等现代作家与莫言、苏童、阿城、严歌苓、吉狄马加、余华、迟子建、洛夫、王安忆、叶兆言、王小波、麦家等当代作家作为研究案例；而《归异平衡》涵盖中国古今小说，同时开辟了“先锋作家余华”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两个专题，并关注了中国港台地区与海外华语文学的代表著作。
      
       在对汉学家的群体书写上，从19世纪出生的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到1978年出生的新生代译者米欧敏（Olivia Milburn）和陶建（Eric Abrahamsen），聚焦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尼日利亚的48位国际知名汉学家，考察他们的成长背景、治学思想、代表作品、翻译动机、译介策略和传播历程。西方汉学家们既是文学作品的译者，也是评论者和研究者；既是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是作品推广的策划人和代言人。他们兼具多重身份，秉持着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热爱，是中国文学对外推广的代表。可以说，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汉学家功不可没。
      
       在对译介内容的综合分析上，三部曲将源语文本与其英语译作在语言风格、语义理解、句式衔接和主题传达等多方面进行比照，以论证译作品质、分析翻译策略与文本特征。同时，三部曲也调查了序跋、注释、评论等副文本信息，揭示了社会政治背景、文化市场语境等超文本因素以展现文本的外部语境。比如在谈及《西游记》的英语传播时，书中对比了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与詹纳尔的译本，并且考证了二人的书信联系，从而追踪作品传播脉络，关照前后译作的继承与创新。又如在分析中国作家张爱玲的作品英译时，将美国汉学家金凯筠的译作《倾城之恋》与《第一炉香》进行横向对比，以丰富的句例论证其多样化的翻译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朱振武在研究中始终保持了客观、理性和辩证的评价立场，既肯定了汉学家在译介过程中的“考证、注疏、辨伪、出新”，也指出了译本中的“失察、曲解、误读”，深入探讨其中的策略与原因。他肯定了西方汉学家在促进中国文学传播中的积极作用，也点明了汉学家译介活动中的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与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局限性。
      
       三部曲将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相结合，文献考证与论证分析相交织，充分展现了百余年间汉学家传播中国故事的历史脉络，让读者得以纵览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译介全景。在新时代，三部曲为这些文学典籍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见证了汉学家如何在继承与拓新中还原中国的文学精髓与文化本真。
      
       意形合璧呈新论，归异平衡共旨归
      
       “译者做翻译，不仅是戴着枷锁跳舞，更像是戴着枷锁在平衡木上旋转。”朱振武曾译介过美国作家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等知名作品，对于文学翻译有着丰富经验与独到见解。在三部曲中，他在系统爬梳汉学家译介历程的同时，也呈现了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西方汉学家看待中国文学翻译的新视角，并从中提炼出文学外译的新话语：归异平衡理论。
      
       从“熊猫丛书”系列到后来的“大中华书库”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步伐从未停止。文学外译的目的并非是形成不同语言的对等文本，而是以要以译为径，让西方读者能够接受、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但是，仅仅聚焦词句机械对等的翻译研究又何以观照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全过程？因而，在三部曲中，作者跨越文学与翻译的界限，将对翻译文本的讨论扩大到对汉学家的生平活动、思想理念、文化立场、学术贡献、价值取向等多层次的综合评述，于文史互证中呈现了目标语市场的真实反馈，让读者得以了解“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站在中西文化交融边界的汉学家们为文学交流提供了宝贵经验。新视角的呈现能够为我们立足自身，消除文化误读，讲好中国故事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作者洞悉了中国文化传播的国际场域变化，提出译介中华经典时，不可“改头换面”“曲意逢迎”“削足适履”“委曲求全”，而是要在充分了解文学外译的复杂性、长期性和阶段性的基础上，通过中西学者、译者和研究者的通力合作来共同提升中国文学经典在目标语市场的接受效果。
      
       德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沃尔特·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谈到，不同的语言可以表达相同的内容与情感，这一认知使得翻译成为可能。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比较使得忠实与自由的关系成为翻译研究探讨的重点。在《译者的隐身》中，美国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总结了翻译的两种倾向，即尽可能保留外来文化语言特点的异化和尽可能将外来语言本土化的归化。基于这两种概念，在《归异平衡》一书中，朱振武提出并阐释了“归异平衡”的翻译理论。归异平衡并非局限于源语与译语之间的字词对等，而是要考虑文体、文风、语境、主题、叙事结构等多种文学性因素以及市场、政治等非文学因素，不断尝试在归化与异化的两端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追求形合与意合的统一。归异平衡的目的是要通过不同语言带来共同的文学旨趣、美学价值与情感共鸣，实现更高层面、更广范围的动态平衡。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故事的英语书写正是在忠实的基础上寻求自由表达，是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找着能还原中国文学精髓且易于让西方读者接受的平衡点。
      
       三部曲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中英词句的等效判断扩大为对汉学家群体的译介活动分析，展现了文学翻译研究的广阔空间。书中提出的归异平衡理论探讨了译者在语言转化过程中为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而做出的艰难努力。而今，当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冲击人们对于语言的认知时，三部曲展现了机器翻译技术尚难以处理、无法企及的文学翻译之境。这是中国文学家在与西方汉学家的对话中凝结而成的人类智慧结晶。
      
       抱朴苦心修十载，生花妙笔秉三书
      
       三部曲作为朱振武2017年立项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不仅内容丰富，论证扎实，而且结构严谨，设计精美，既能作为汉学研究者和译者的学术参考书、工具书，亦可作为回顾中华经典、学习汉学知识、了解文学翻译的大众读本。
      
       三部曲的章回体式目录，其语言如诗如赋，朗朗上口。在章节标题上，《他山之石》和《中学西渐》将汉学家国籍、姓名、经历和代表作品巧妙融入其中，如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克这一节的标题为“弱冠柔翰读放翁，天命之年挂红灯——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克译苏童”。考虑到杜迈克在求学时研究的是南宋诗人陆游（号放翁），53岁时又译有当代作家苏童的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三个中篇》，因而作此标题正是合适。而《归异平衡》的章节名称则聚焦翻译策略，如“一俗一雅诠太史，两生两法释子长——华兹生与倪豪士译《史记》比较”“灵活增减显意境，舍形取义造新词——罗鹏译《受活》”等，展现了作者对汉学家翻译理念的深刻思考。
      
       除正文外，书中还有汉学家主要著译中英对照年表、姓名中英文对照表、参考文献与索引目录等材料供读者参照，史料详尽。
      
       学术著作常因学理艰深或语言晦涩而使得受众面有限，但是朱振武的“中国故事英语传播三部曲”兼具了学理性与趣味性、文学性与思辨性。三部曲的文字练达且富有韵味，蕴含哲理而深入浅出；其内容全面展现了西方汉学家传播中国文学经典的译介历程、跨界实践与宝贵经验，亦是对朱振武所提出的归异平衡理论的内涵诠释与实践应用。三部曲的成书出版既为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也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作出了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