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诚
      
       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曾经做过一次摸底调查，问同学们为什么报考古专业？当年同学们的那些“活思想”保留在颜色发黄的纸页上：有的人感觉自己“学理工没条件，学文史不愿意，学考古是一门技术”；有的认为“学考古绝不会当中学老师，中学没有考古课”；考古“要到各地去发掘，可以游山玩水，走遍天下”；考古“与现实相距甚远，可以脱离政治，逃避斗争”；还有认为考古学“与古生物学、地质学、物理、化学、历史学都有密切关系，学考古可以当万能博士”等等。
      
       这样一份有时代印记的材料，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收录在北大教授李零的新著《考古笔记：疫中读书记》中，今天看仍然觉得率真难得，说的是大实话，接地气。《考古笔记》中的“考古”，与我们在新闻和纪录片中看到的考古发掘有很大不同，并没有很多涉及文物和遗址、遗迹的内容，也没写考古发现中的趣闻，书中的“考古”一词，比我们想象的更宽广，既有对考古本身的思考，也有关于中外考古学史的评述。作者说，考古学研究的是物，物的背后都是人。
      
       《考古笔记》篇幅不小，全书有60万字，分为三册。李零自己总结道，《考古笔记》第一册说了五个问题，第二册讲了五位考古学家，第三册介绍了五本传记——三册书分别是三个“五”。
      
       第一册《考古研究大历史》的五个问题是：什么是考古，什么是考古学，什么是考古学家，还有什么是世界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学史。对于前三个问题，即使是研究考古学的人可能也没有想得很多很深，但对一般读者认识考古却颇为重要。李零说，他读研究生时，老师头一课就讲考古学不是什么——考古学不是金石学、不是文物学、不是文字学、不是艺术史、不是历史学、不是民族学——只有这样，考古学才有自己的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不能被任何其他学科所能取代，但同时，考古学也与所有这些学科共享发现和成果，谁也离不开谁。
      
       第二册《我身边的考古学史》的五位考古学家，都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夏鼐、苏秉琦、张光直、俞伟超、张忠培。豆瓣上有读者提到，他先从第二册读起，其实作者也是从第二册写起的。2021年是中国考古百年，也就是以仰韶遗址的科学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夏鼐的重要性首屈一指。书中写到，社科院考古所建所72年，1985年（夏鼐去世）是转折点，前35年是“夏朝”，后37年是“六朝”。近年《夏鼐日记》（共十册）出版，李零利用《夏鼐日记》详实的记录，梳理出中国考古许多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线索。夏鼐不但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中枢与核心，也是世界考古与中国考古之间的重要桥梁。《夏鼐日记》中许多生动的细节被李零摘录出来，让人印象极深的是夏鼐读书既多且快，他平日往来的也大多是学界里的高人。可以说，《考古笔记》的第二册是在细读《夏鼐日记》的基础上完成的。
      
       第三册《魂断蓝山》专门谈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逐章细致地介绍了有关柴尔德的五部传记。这五本传记目前只有一本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柴尔德是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杰出考古学家，学术上成就卓著。夏鼐一辈子都在读柴尔德的书，在他老师一辈的考古学者中，夏鼐受教最深的就是柴尔德。柴尔德研究欧洲早期文明，大半生走遍欧洲，但孑然一身。他退休后开始安排后事，处理财物和书籍，65岁那年柴尔德回到小时候居住的澳大利亚悉尼西郊，在蓝山著名的瀑布“格维特飞跃”上跳崖自尽。按照他的遗愿，去世前写的告别信在死后十年才被打开，在二十年后才被公之于众，人们那时才知道柴尔德并非死于意外。如何理解他的人生谢幕，对理解柴尔德毕生的学术和思想而言，是一把重要的钥匙。李零认为，柴尔德首先是个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才是非凡的考古学家，他非常理性，但又很悲观，他具有“进步终将战胜黑暗”的信念，但当黑暗看不到头时，他还是选择了自杀。柴尔德经历了“一战”“二战”和冷战，从早年起就受英国军情五处的严密监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让他有别于其他史前学家。关于他的五部传记各擅胜场，柴尔德除了学术上的一流贡献，传记中最吸引人的，是他的命运与20世纪的世界真正地沉浮与共。
      
       2023年11月中旬，李零在上海朵云书院新书座谈时提到，《考古笔记》是他的怀旧之书，考古是他的学术起点。他个人的交谊、情感也写在书里，比如他与张光直、俞伟超等前辈学人的交往。与夏鼐有关的，书中写道，“1977-1983年，我在考古所七年。我进考古所，是夏（鼐）先生点的头，离开，也是他点的头。一来一去，我都得感谢他”。李零到社科院考古所，最初是所里的临时工，后来考上研究生，之后留所工作，多年整理资料室的金文，后编为《殷周金文集成》一书。对一位学者来说，学术起点非常重要。他曾说：“插队七年，考古所七年，刻骨铭心。”所以读《考古笔记》，尤其是其中涉及夏（夏鼐）苏（秉琦）异同、俞（伟超）张（忠培）异同，以及张光直居间调停的学术史，都有李零个人的观察和解读，这一段考古学史也带有私家著史的性质。
      
       《考古笔记》有一个副书名：“疫中读书记”。疫情三年宅在家里，李零把跟考古学史有关的书码放在书桌前的书架上，一本本翻，一本本看，回味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世界考古，回想他曾经见过、现已远去的前辈——这真是一本“读书记”。像著名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十四章加上导论，每一章李零都写了千字以上的提要和篇幅不少于提要的案语。由于这部重要论著并没有被译成中文，所以这些读书笔记可以作为整本书的纲要来查阅、使用。几部重要的考古学史，夏、苏、张等学者的代表作，柴尔德的五部传记，都用笔记的体例做了详细的介绍，提要基于原著的内容，案语则议论风发。李零常说，写书也是代人读书。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学者授人以渔的读书方法可能跟书中所写的内容一样重要——写提要如何归纳得详略得当？案语笔记该写什么、怎么写？《考古笔记》都做了多样的示范。相比他之前同以笔记体完成的《波斯笔记》，读书记的写作体例进一步完善了。
      
       前不久，法兰西学院碑铭与美文学院正式授予李零2023年度“汪德迈中国学奖”。该奖一年一度，是中国学终身成就奖，表彰李零“在中国先秦历史与物质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李零年初还获得了伊朗总统贡献奖，莱西总统亲自为其颁奖。在《考古笔记》中，他自谦地写道：“我不是考古学家，只是考古学的读者——一位旁观者。”读罢全书，他也的确是以读者、而不是专家学者的身份完成了这部体例独特、富有个人魅力的考古学史。相比之前有关古文字、出土文献的研究，他在书中流露出对考古学史的偏爱：“这一百年来的考古学史，既投放其光芒于万古长夜，又折射出当代历史的每一步，因为它毕竟是当代人做出和写出的历史。这段历史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