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楠
      
       电影《三大队》改编自纪实文学《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这一作品在2018年一经上线，曾被“万人血书求拍电影”。原作讲述了孤胆英雄程兵追凶的真实故事。可作者深蓝在撰写这篇文章时，程兵谢绝了他的采访，这样一个跌宕的故事，竟是从“他人之口”中梳理而来的。这既为电影改编增加了难度，同时也提供了空间。
      
       故事应该从哪儿讲起，到哪儿结束，决定了故事究竟要讲什么。《三大队》很好地结构了一个“英雄旅程”的故事，包含了类型影片的三大要素——旅途、团队和最终奖赏，这让整部影片具有了可看性和完整性。但主人公程兵不同于此类电影一般性质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犯错”的英雄。
      
       程兵的师傅即将退休，作为中流砥柱的他原本将有一个好前程，却因办案过程中“失手”直接被判入狱八年，这样的急转而下，让主人公在电影开篇便直抵人生谷底，这是影片叙事中极具特点的部分。真实案件改编的创作极易将影片打造为一场对案件真相的追溯，譬如揭露当年死在审讯室的王大勇的真正死因，以及王二勇如何凭借极强的反侦察能力一次次逃脱法网。但《三大队》并未选择这一视角。在影片后半程，师娘对程兵诉说当年师傅追逐罪犯的真相，程兵付之淡然一笑，此刻观众明白，“真相”并不重要，为谁正名，也并不重要。
      
       在为作品“立主脑”这关键一步上，影片下对了这盘棋。创作者选择了两条线索，明线是追查凶手王二勇，暗线是程兵对自我人生意义的找寻。这样的安排使真相成为一个浅表立意，而个体或集体是否承受冤屈这件事则隐藏在浅表立意之下，与程兵一起探索一条成长之路才是影片的最终目的。这是主人公与时代的共情点，更是与每个观众的共情点。
      
       踩准叙事的“鼓点”可以让故事更好看。《三大队》的镜头语言看似“朴素”，实则结构严谨，内容扎实。不说废话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特质，无论是文本、剪辑还是人物情感的表达，无不体现出节奏是故事制胜的最大法宝。
      
       “节奏”在创作中往往是最难以把握的技术手段，因为它在组合了镜头运动的节奏、文本情节的节奏、演员表演的节奏等诸多元素后，会产生出无穷变量，使它难以形成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式为创作者所用，但也正因如此，对节奏的把握成为拉开作品差距的关键。尽管“起承转合”通常指影片的叙事节奏，但《三大队》最成功之处在于主人公的几乎每一场戏中，都被赋予了“起承转合”的内在韵律，这与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形成一种外部节奏和内部节奏的相互勾连。
      
       比如程兵出狱的一场戏，从重新面对社会的生疏，到碰到已晋升老同事的局促，再到受害者父亲对自己表达感激之情，还没有适应社会的他，突然被迫直面过去，从惊慌到迟疑再到感动的微妙情绪，体现出人物短短几分钟之间发生的内心转变，深刻映射出程兵的人生境遇。再如三大队集体给师傅扫墓，这是程兵作出重大抉择的一天，更是他悠长牢狱生涯中无比期盼的一天，是他积压多年复杂情感的一次集中喷涌。程兵表达对师傅的思念，转而到对自我坚持的肯定，继而到对兄弟共赴难关的期待，文本的表达凝练、准确而充分。当然这些与演员张译对角色的精准把握和精湛表演是分不开的。
      
       拍什么，不拍什么，是创作者的视角，更是作品的高度。一名警察因办案入狱，背负永远无法洗清的罪名，妻子协议与其离婚，女儿刻意与其疏远，如此巨大的人生转折及其所带来的情感是无比沉重且复杂的，若不加筛选地抛给观众，会使影片含混不清。如何有选择地对人物进行呈现，创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首先，影片很好地提炼出程兵的几种情绪。比如脱下警服换上囚服，不得不在“狱友”的压榨下打扫厕所的挫败感，这是他不得已的“低头”；出狱后，无法抹去的正义感使他和同伴们阴差阳错地“缉拿”了人贩子窝，阔步凯旋的他们重获“光荣时刻”，这是程兵主动的“抬头”，也是他重拾的信心；当陪伴他的最后一个兄弟蔡彬终因身体原因退出追查时，他游过了河，面对兄弟的召唤没有回头，这是他人生的执念。“低头—抬头—不回头”，构成了程兵这段旅程的主旋律。
      
       其次，影片也赋予了程兵身为普通人的情绪。比如王二勇出租房镜子背后的可怕画像映射出程兵的恐惧与愤怒；面对师娘的劝说、杨局长的关怀，他也曾有过动摇和自我催眠；当狱友阿哲为了替他追凶而死，阿哲的媳妇告诉他，阿哲生前常说“没有你就没有他的今天”，这话一语双关，使程兵百感交集，成为他一定要亲自捉拿凶手的助推剂。同时，当程兵选择了他“所执的人生”，那么喜怒哀乐中总有一些情绪是要被“藏”起来的。比如出狱后的他再见到女儿的欢喜、紧张、尴尬和失落，都被他快速收敛起来；当徐一舟选择和女友结婚离他而去，他一边祝福一边仓皇跑开。他将他人生中的喜乐与忧伤都隐藏在责任之下。但影片没有忽视程兵的完整人格，而是将这些被克制的情感都外化在他处，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寄托在了几位兄弟身上，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程兵。
      
       借由影片详略得当的描写，观众可自行构筑对主人公完整的想象，使程兵这样一个在纪实文学中经由他人描述出来的人物，立体而丰满，可爱又可信。
      
       影片对于原作的改动可圈可点。原作中，程兵是独自踏上追凶之路的，也许是导演不想让英雄孤独，所以在改编时选择让伙伴们陪伴他一程。但在表意层面，我更愿将它解读为一种象征手段，所谓陪伴着他的“兄弟”，其实都是程兵自己，是他人性的多面。蔡彬出狱后原本开了一个小摊位，生意还不错，正得意洋洋宣示自己的“修行成果”，程兵突然问他为什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出摊，蔡彬停顿了一下说，因为这里碰不到熟人。这短短的停顿，不只是蔡彬的尴尬处境，更是程兵和所有兄弟面对的困境。无论是象征师徒关系的徐一舟，象征对家庭亏欠的马振坤和廖健，象征对美好生活期待的蔡彬，都时刻提醒着程兵——人生还有多种选择。他们陆续提前离场，暗示着程兵在寻找人生意义之路上所必经的踟蹰和必须做出的放弃。“佛法说，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原本是蔡彬劝说程兵的话，没想到成为程兵此后人生的最大主题。但对于程兵来说，这是他的必经之路。
      
       结尾赋予影片时代立意。十几年过去，凶手终于落网，得知DNA快速比对技术已成熟应用、没有口供也可以定罪的程兵仿佛已被时代抛弃。杨局长的台词说过，“好多事儿变了，也有没变的”。变与不变组合出万千岔路，绘就出无数种活着的方式。人生如同一颗鸡蛋，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新生。程兵只有用自己的力量走完这条追凶之路，才能够获得属于他的崭新人生。
      
       可以说，《三大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英雄主义电影，也是一部在刑侦题材上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从影片的当代意义上来看，我认为它最大的价值是表达了一种对做人做事的“执念”，带给我们关于时代与生命意义的思考。高速发展的社会无时无刻都在抛给当代人无数选择题，使很多人陷入迷惘、内耗和焦虑。我们是否还能坚定自己的脚步，拥有一份“肯定过去，认清当下，迈向未来”的勇气，就像程兵一样——既然过了河，便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