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谈论记忆，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了。”这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一句名言。从1978年到1992年，诺拉召集了120位学者，共同完成了以“记忆之场”为名的大型文化工程。作为“文化记忆”史学流派的领军人物，诺拉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为了强调：正是基于记忆的这个特点，历史学家必须用尽方法留住记忆。
      
       记忆的载体有很多种，比如典籍记载、考古遗存、博物馆藏品、影像，以及私人的日记、信札、口述、回忆录等等。中国的文化界虽然没有“记忆之场”这样大规模、系统化的深度研究，但有关私人的、个体经历（经验、知识等）的“私人的即公共的”“个人的即社会的”等观念已经成为普遍认同，尤其是那些具有杰出成就的典范人物，他们的个人记忆紧密地连接着时代记忆，与他们有关的回忆，就是一部部鲜活生动的历史别册。
      
       每一年，都有许多学人回忆录（包括口述）出版。在这2023年年底，笔者精选了今年出版的该题材的七部作品，与大家一起回望书中展现的百年时光。风云跌宕，人世浮沉，笔者尤为感慨的是这些学者身上不约而同展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坚守，以及对于其他文化的积极吸收和创造性应用。
      
       揭开往昔面纱，呈现大家风采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这个书名起得真好。云烟旧事，山河故人，就用这本书来掀开往昔的面纱吧。
      
       杨苡是著名翻译家，她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一起，中英互译了大量文学作品，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这些经典译作将在不同国度长远流传。
      
       杨苡生于1919年，其父杨毓璋，时任中国银行行长。杨家当时是京、津两地掌控金融的富贾巨亨。杨氏的姻亲知交有袁世凯、杨士骧、唐绍仪、顾维钧等人，还有齐白石为他们画像，梅兰芳为他们唱堂会。杨苡自述，杨家的故事与巴金笔下的《家》非常相似。
      
       而杨苡是怎样从这艘旧式大家族的沉船上逃离的呢？良好的闺秀教育奠定了她大方雍容的气度，而中西学校的国际化培养则开阔了她的眼界。家庭处境激发杨苡的逆反，年纪小，能接受新事物，杨苡自比觉慧，有着蓬勃的生机和冲出“家”的力量。
      
       回忆录的下半部分，杨苡讲起了西南联大和中山大学的师长们的趣闻轶事：沈从文先生总是笑眯眯的；刺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气质凛然；她自己与巴金二哥李尧林缘悭情浅，嫁给了追求者赵瑞蕻，与穆旦互有好感而不能发展……那些年，烽火遍燃，生活是艰难的，可她眼中的故事，底色烂漫，欢欣于心。我想，这可能有回忆的滤镜效应，也可能是因为杨苡乐天达观的性格。从贵胄千金到翻译大家，她走过百年的风风雨雨。
      
       《我的天地国亲师》是一部怀人忆旧集，汇集了北大教授李零近30年所写的怀念亲友师长以及记述自己人生经历的文章。
      
       李零的国学根底是非常好的。比如，《母也天只（短札三则）》，采用的就是《诗·鄘风·柏舟》的句子，“母也天只”，相当于现代东北话里的“哎哟我的妈”，这一刻的丧亲之痛，只能用这样呼天抢地的方式喊出来，人类的悲欢是可以相通的，这里头有文化的血脉传承。
      
       《天地悠悠》是这本集子里写得最长的一篇，空间在时间里移换，住过的胡同、上过的学校，斗转星移，记录了这个叫“李零”的人的生涯。《我的老师梦》里，少年李零开始喜欢读书，他说，读书不仅可以帮他消愁解闷，治病疗伤，还可以遏制暴力倾向。后来，站在教坛上的李零，对“老师梦”的想法有了很大不同。李零还遇到了一些帮助他的贵人，《三位贵人》指的是程德清、侯大谦、常任侠，他们的帮助，让他铭感终身。
      
       李零的学问很杂，有个原因，是他的师承杂。他说：“我见过很多老先生，这是我的福分。”李零列举了引他迈进学术之门的各位老师：俞伟超、高明、严文明、马克垚、王世民、李学勤、朱德熙、裘锡圭……他回忆着师友之间的交往，陈述他对各位先生人品、学问的评价，想想看，这样一些人物，简直是中国现当代学术界的半壁江山了吧。
      
       得到传统滋养，留下文化记忆
      
       《如何才能合理痛快地生活》是梁漱溟诞辰130周年的特别纪念版。以《梁漱溟全集》为蓝本，从《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经典著作中精选篇目，由梁漱溟家人确定。选篇侧重于人生观、价值观的阐发，虽是旧文新编，与当下的生活仍然很有关联，对当代读者阅读仍有很多启迪。梁漱溟的人生观、价值观，深深扎根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上。他被誉为“最后的鸿儒”，坚守着旧文明对西方化的坚决的抵御态度，而毫不在乎被世人视为落后顽固。时移世易，潮水退去，我们才意识到，在固有的文化遗产上接受域外文明并没有错，而梁漱溟提供的思路有其深刻的道理。
      
       在梁漱溟之前，在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认识上，还很少有人能系统地将这个问题抽象到哲学的层面上去审视评判。梁漱溟阐述了对人类不同形态文化的看法。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衰落，发出了深沉的叹息，但他也怀疑西方那种物欲的文化在中国的适用性。
      
       梁漱溟的文章，呈现着中国儒家的心境，“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在佛学与儒学之间盘桓，从个体生命的苦出发，努力寻找治苦的良方。他努力建构乡土中国的田园梦想，发起乡村建设运动，躬行自己的蓝图，履践自己的人生使命，直道而行，铁骨铮铮。他的哲学富有清醒的人性，关怀着人类的精神幸福。
      
       本书书名就是梁漱溟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书中有回答，我们都该好好阅读并且思考。
      
       《年轮》这个书名也很有时间感，让人喟然长叹。作者王得后说自己有三个名字，一个名字有四种写法。1934年出生于汉口，恰逢元旦，因此叫“汉元”；上小学时，正名叫“德厚”；人生的下半叶，他改名为“得後”，以庆幸劫后余生；后来，他在影印的清代武英殿本朱熹《大学集注》上，看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原来，那时候，“後”与“后”就相通了，于是他又经常将名字写作“得后”。
      
       王得后认为，中国文化人的思维方式之一，就是隐藏在这种“深文周纳”的玄中。当然，这可能与他的专业有关吧。王得后1953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工作后，他调入北京鲁迅研究室，成为鲁迅研究专家。他的人生经历与大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似，在艰难的岁月中，他自觉地为自己找到精神的支撑点。
      
       王得后说自己受到鲁迅“立人”思想的很大鼓舞，“若其道术，乃先尊个性而张精神”，而“活到老，学到老”，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境界。
      
       这本书中还记录了李何林、王瑶、杨霁云、钟敬文、启功、李长之等知名学者的言行，以及王得后与师友的学术交流信札，呈现了这些学者的治学、为人的风采，并记录了大量知识界的亲历往事，留下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巡礼之年（全三册）》的作者周志文长期浸润于中国古典文化。这套回忆文集，并不采用线性叙事，而是用浮光掠影式的时光片段，呈现记忆中那些微亮的瞬间，星点闪现。以毛尖对周志文的评论，认为他继承了归有光的文统，平淡至极，深情至极，是中文世界里的清寂之作。
      
       周志文浅淡地诉说着：他写下自己在街道、在公园里遇到的各色人等，理发匠、命相师、冥想的老者等故事；他也描写大学里的同事的谈吐言行，从身边微小的日常琐事，渐渐引发起他对生老病死、情感觉知、行旅乡绪、艺术信仰等的思考……在周志文看来，以创造力的成就而言，我们比古人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如今的学术进展，累积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智慧成就，因此，我们始终要有谦卑的态度和继往开来的念头。
      
       周志文的文章，让我沉浸在饱读诗书的文化人淡然、从容的气场里。
      
       在跨界中提升，在比较中互鉴
      
       《真与美：丘成桐的数学观》结集了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近半个世纪以来对数学和人文教育思考的文章、讲话与回忆性散文。
      
       丘成桐是陈省身的弟子，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数学系荣休教授、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邵逸夫数学科学奖获得者……在书中，丘成桐展现了数学家的风采。《回首哈佛数学150年》等文章，梳理了数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史大纲》的80项要目罗列，关于数学研究的经验、前景展望等讲话，想必对研究者会有启发。
      
       丘成桐认为，数学是一门通达的学问，涉及与物理和其他多门学科的共通，涉及弦论和宇宙隐维的几何、实验科学和理论科学的相互影响，而且数学决定了大部分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并且塑造了众多流派的绘画、音乐、建筑和文学风格。丘成桐谈到，很多数学家都是很好的钢琴家。数学对于简洁的要求，在培养人的逻辑能力、感知能力方面，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审美价值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数学，可以与任何一种文化门类媲美。
      
       丘成桐爱好文史，幼承庭训，熟读经典，这些阅读对于促成其人之养成、境界之提升上，功不可没。好的学者，往往是跨领域的，有着博大的胸怀和优良的人文素养。
      
       《蒋彝和他的文友》围绕着以蒋彝为代表的旅英华人在1930-1950期间的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而展开。在这个时间段里，一个由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小群体，在当时伦敦西北的汉普斯特德居住，作家、诗人、画家蒋彝是其中一位。
      
       全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蒋彝；第二部分，蒋彝的朋友圈。撰稿人包括保罗·贝文、柯律格、郑嘉仪等人，都是当世艺术名家。这本书也可视作一项文化记忆的研究工程。
      
       该书并不是对蒋彝生平的陈述，而是试图评估蒋彝作为文化名人在英国的地位，在中国艺术的写作背景下尽量精准判断他的人生成就。比如，柯律格所写的文章，就是尽可能地运用各种史料，与蒋彝的自述、回忆文章加以对比，以“去神话化”的方式尽量还原真实的蒋彝的人生。还有些文章则强调了蒋彝作为一个在英国的异乡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比如，叶树芳的文章就落足于蒋彝与熊式一夫妇等在英华人的“团结、乡情及种族表现的生产机制”。
      
       郑嘉仪、特莎·索恩尼利等人的文章，试图通过蒋彝的故事思考英美华人的经历、生命中的切身感受和情感面向，以及历史的复杂特性。不仅讨论蒋彝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且讨论汉普斯特德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个人生活事业上为蒋彝提供的滋养，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对20世纪英国华人的探讨和研究有着促进作用。
      
       我们都知道，很难有真实的、纯粹的记忆保留，记忆总是面临着自我消解、他人的误读，或者遗忘、矫饰等各种难题。如何让记忆获得承载意义，让一代又一代人在缺席和在场之间抓住那条草蛇灰线，这些学人回忆录或许可以提供一些较好的研究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