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媛
      
       今年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程小青诞辰130周年。程小青致力于写作侦探小说，同时撰写大量侦探理论文章，兼及翻译外国侦探作品、编辑侦探小说杂志，以个人的努力全方位地推动了现代侦探小说的发展，在中国侦探小说界具有重要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群众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以及吉林文史出版社等相继对“霍桑探案”部分作品再次编辑出版。
      
       案件中的侦探
      
       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写作受到柯南·道尔、范·达因、杞德列斯等欧美侦探小说作家影响。他的代表作“霍桑探案”系列作品，被冠以“东方福尔摩斯探案”的名号，文本也借鉴了“福尔摩斯探案”的叙事模式，多由霍桑的好友兼助手包朗叙述人物经历。在包朗以第一人称讲述的众多故事中，霍桑面临着类型各异的案件考验：清晨时分某处阒寂的里弄中，一名时新打扮的女子悬吊在某户人家后窗的上端横梁上；名士家中的孩子被绑匪绑架，以信件勒索大笔赎金；列车铁轨上横枕的尸身，因火车驶过而面目全非；富商家中的珍宝被盗窃，墙上还留有“江南燕”署名；深夜独自归家的包朗，被人强行塞来一串珠项圈，事后查证却无人遗失此物；深夜打到警局的电话，对方仅说一句话就被嘈杂的声响打断，其中还间杂着“救命”的微弱呼喊；即将结婚的新娘因被流氓威胁而晕倒，被迫中止婚礼，随后流氓在旅社中刀死亡；无人的乡下别墅中经常在夜半响起幽咽的笛声，还出现了燃烧的火焰……
      
       形形色色的案件关涉人命安危、财物得失以及声名好恶，带有谜样的神秘气息。这些案件中的部分来自人物登门委托，他们希望霍桑能帮忙查清真相，或救人性命，或还人清白；部分案件则由警局的警务人员提供，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侦探帮忙锁定凶手，完成案件的侦破工作。面对这种境况的霍桑，一方面秉持着墨家“兼爱”观念，将见义勇为、压制强权以及扶助贫弱作为己任，带着对罪恶及其制造者的愤恨承担调查工作。人物曾自陈“我所以始终保持我私家侦探的地位，绝对不肯受官家的任何高俸厚禄，目的就要保全我们的自由，贯彻我们为公道正义而努力的主张”（《虱》），即是典型宣言。
      
       另一方面，霍桑践行了儒家“格物致知”思想，应用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和方法，对扑朔迷离的案件进行探究。《无罪之凶手》中，霍桑用“蛋白质凝敛毒质”的化学知识，破解凶手同饮毒酒却保全性命的谜题；《窗》中，人物由空气震荡的物理学原理，解释案发现场的窗户莫名关闭现象，消解了案件的神秘色彩。这与当时的警探“利用着民众没有教育，没有知识，不知道保障固有的人权和自由，随便弄到了一种证据，便威吓刑逼地胡乱做去”（《血手印》）形成鲜明对比。
      
       人物并非安乐椅侦探，安闲地在家中等待所有案件情况汇集，而是要“凭着了无翳障的头脑，敏锐地观察，精密地求证，和忠实地搜集一切足资研讨的材料，然后才能归纳出一个结论”（《舞后的归宿》）。因之，他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逐一查访案件相关人物与场域，事无巨细地搜集不起眼的线索，毕竟“无论你如何狡猾机诈，充其量只能遮掩面目，却不能遮掩心灵。一切伪装，做不到天衣无缝，缜密到一点漏洞也没有。无论如何老奸巨猾，千方百计的安排，仍会有顾此失彼，难免有懈可击。有时漏洞太小，智力不够的人往往不觉察。做一个侦探必须对极细小的漏洞加以注意，不让它逃过眼帘”（《江南燕》）。《轮下血》中人物干净整齐的衣着、《案中案》中伤口周围缺失的血迹这些细微的不合理之处，都是引起霍桑注意的关键点。
      
       在此基础上，侦探对案件的相关情况、线索进行全面了解，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条分缕析地“还原”案件的可能境况。在部分情节简单的作品中，霍桑一击中的，直接破解（犯罪）谜题，在给出谜底的同时，亦使始作俑者为此付出代价。但在部分情节一波三折的文本中，侦探屡屡面临现实中令人迷惑的难题，临到解决的重要关头，又会被新的问题阻碍，经历多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考验，直至“篇终结穴，却又奇峰突起”。《案中案》以“案件嵌套案件”的方式，由女医生朱仰竹被害的惨剧，展示出霍桑的细致查案经过。侦探经过多重查证，确定真凶身份后，却发现对方已死在家中，牵引出新一起等待破解真相的凶案。《难兄难弟》则展示了“案件空白无存”的窘境，霍桑面对着“无尸体”“无证据”以及“无凶犯”的“三无”现实，仅凭两个目击者的口头证言进行初步调查。但随后出现的物证、尸体乃至凶手，接连与侦探的推断发生龃龉，对霍桑形成挑战。人物仍锲而不舍坚持调查，直至指向案件真实情况的关键信息出现。是以“全篇的疑点，一一归结”，侦探也在“玄秘”意味浓重的文本中完成自身的使命。
      
       较之上述呈现为“静的”结构的作品，程小青在《黄浦江上》《黑地牢》《灰衣人》等以“动的”结构所统摄的文本中，反映案件相关人物“绝境待救、黑夜图劫”，为侦探增加了“黑夜中从事侦查，或捕凶时和暴徒格斗”的任务设置，需要人物采取乔装打扮乃至以身涉险的方式解决存在于办案过程中的现实问题，霍桑在包朗的配合下勇闯匪窟，与毛狮子等人正面交锋，通过冒险行为拯救不同人物，在“诡异可骇”且“随时变换”的“动的”结构中完成英雄的行为。
      
       案件里的社会
      
       霍桑在其久居之地苏州以及上海侦破案件的同时，也因游玩、探亲、访友等多重因素影响，前往无锡、南京、北京等地，因缘际会中接触了当地的案件。同时，因侦探名气的影响，他与包朗也在上海等地接待了来自东北、江浙地区的受害者，潜隐地将当地境况在文本中表现出来。因之小说所反映的问题并非局限于某地、某处，而具备了特定时代的普遍价值。与同时代的严肃文学创作相比，小说并未直陈其意，而是通过谜题的设置引发读者关注，又借助谜题的解决映射社会问题，直接或潜隐地传达作家本人的思考。
      
       在小说所描写的诸如凶杀、盗窃、绑架、拐卖等犯罪事件中，“社会的乌烟瘴气的面貌的一斑”得以显现，既有贪官盘剥民众财产大肆敛财、奸商为牟利贩卖日货、慈善机构假托公益名义中饱私囊、军阀混战导致民不聊生，也有凶残绑匪暗中实施绑架、神秘人士当街拔枪射击、不法之徒诱骗年轻女性、别有用心者构陷无辜人物。与此同时，部分家庭内部因为财产归属、情感纠葛、身份确证等问题，也上演了彼此猜疑、激烈争吵、大打出手乃至刀枪相向的各色惨剧。上述现实内容以案件的形式得到表现，也使侦探作品成为时代境况的忠实记录。
      
       程小青在以案件映照社会现实时，较为关注青年群体以及女性群体，以不同文本连缀性地表现了围绕他们所产生的系列问题。
      
       一是社会教育问题，文本中的部分案件，证明了“合理有效教育的缺失直接阻遏社会进步发展”。《沾泥花》中向霍桑陈述凄惨境遇的失足妇女李琇瑾，将自身的悲剧命运归因于“没有知识”。她因在学校时贪图交际娱乐，被流氓引诱，进而落入拐卖女性的拐匪手中，被卖入长春的妓馆，经历了长达两年半的非人折磨。人物的现实经历，使得霍桑阐发了“教育普及和改进”促使“一般无知的妇女们”以及“利用外力谋个人私利的恶棍”绝迹的作用。
      
       较之上述关涉“教育缺失导致青年走上歧路”的文本，《活尸》《第二张照》则揭示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彼时社会中的部分知识青年，不仅未用所学造福民众，反而利用知识文化为犯罪行为开脱，揭示了“知识分子犯罪时的能力和技巧，反比无知者更严重可怕”这一残酷现实。
      
       二是婚恋问题，小说关注到人物的婚恋自主追求与特定社会观念的矛盾，并以不同作品加以展示。《催眠术》从患有“离魂”之症的少女写起，通过侦探调查还原人物病症的根源——对未来婚姻不自由命运的担忧，使她早早地出现精神问题。这已从侧面反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负面影响。《反抗者》以及《毋宁死》则展示了青年男女对于包办婚姻的决绝反抗姿态，离家出走是他们遗留给旧式父母的谜题以及难题。《青春之火》接续这一问题进行表达，反映了遵从父母意志的婚姻为夫妻双方带来的现实困扰：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结合，导致双方貌合神离甚至冷脸相向，一方在家中殒命都无从被另一方迅速知晓。人生不同时段的悲剧情感状态，在不同文本中被阶段性展示，共同完成了写作者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批判。
      
       同时，文本的批判并未止于针对封建旧式观念以及行为的否定，也涉及了过于新式以及自由的婚恋观念。《单恋》中男性青年夏杞生一厢情愿地“追求”女学生秦英娥，为了实现个人“爱”的私欲，不惜给女性的未婚夫写信，对秦英娥进行污蔑，导致她经受夫家退婚以及父亲拒斥的双重折磨。《魔力》中的女性戚佩芝，了解到未婚夫陈志英失去继承家业的资格后，私吞对方赠予的昂贵定婚戒指并单方面取消婚约，转投富家子弟怀抱，同时还倒打一耙，声称陈志英因求爱不成将对自己进行攻击。夏杞生和戚佩芝皆因个人的不义举动，招致了杀身之祸，在案件产生之前即埋下了不幸的种子。而这一切在侦探人物看来，又都可呼应上文对社会教育的探讨，二者虽都受过现代教育，一个趋向于“色情化”，另一个则体现出“商品化”，再次证明“我们眼前的教育完全是杂拼零凑的舶来品，丧失了民族的中心思想”这一重要问题。
      
       案件外的作家
      
       在进行侦探小说创作之余，程小青总结并记录下个人的写作经验，以创作谈、作品序言、评论等偏重于理论探讨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为侦探小说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在这其中，《侦探小说的效用》《侦探小说作法的管见》《侦探小说作法之一得》《谈侦探小说》《侦探小说的多方面》等具有代表性。
      
       程小青首先肯定了侦探小说的价值，认为“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除了文艺的欣赏以外，还具着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的作用”。创作侦探小说需要创作者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对文本进行有效组织，同时还须注重学识的运用。
      
       关于侦探小说的案件题材，他指出作品的取材虽“不外乎偷盗和凶杀，而凶杀的动机，从大体上说，也往往逃不出‘财’‘色’二字的疆界”，因为“芸芸众生的一切动作，追根究源，都是受了这两个字的驱策和指挥，因此才演出种种奸佞圣善、悲欢离合的事实”。但“侦探小说的优劣，并不在题材方面，除了想象力的灵妙与否，却在结构和描写手段的高下。同是一件盗案或命案，在发案的经过、侦查的步骤和破案的技巧上，尽可以各不相同。此外还有有意无意的伏线和若即若离的变化、紧凑而有暗示力的谈话、惊险疑惑的局势，这种种都是侦探小说的重要的艺术”。
      
       “霍桑探案”中的《乌骨鸡》以“致敬”“福尔摩斯探案”《蓝宝石案》的方式，讲述了包朗追查富商被盗珍珠的故事。作品中鸡吞珍珠的情节设定，虽与原作中鹅吞宝石的内容异曲同工，却因为一波三折的情节变化，为包朗破案增加了重重阻碍，直至霍桑出手方得以解决。在程小青笔下，相似的“珍珠被窃”情节还出现在《王冕珠》《两粒珠》以及《打赌》等不同文本中，题材趋同，却因案发经过、查案步骤以及破案技巧的差异，演化出了几种不同的故事样态。
      
       而影响侦探小说优劣的关键要素——结构，也对写作者提出了不同的创作要求。其一，在小说结构中，结束与开端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小说的开端需要“开门见山”，营构紧张的局势，以对读者进行吸引，使其对文本情节产生浓厚兴趣，结束则“能‘众流汇海’得一丝不乱，而情节的转变，也处处在情理之中而不在读者的意中，进一步使读者们感觉到事实虽已结束，而弦外之音还有余不尽，那就是一篇圆满的小说”。其二，作品结构包括“动的”以及“静的”两类：“动的结构”更重视作品布局，“处处须用惊奇的笔，构成诡异可骇的局势”，且局势“还须随时变换，随处悬疑”，“使读者有目不暇接、喘息难平之感”；“静的结构”则强调“玄秘”，在书写侦探面对的疑难境况时，“须随处用逗引掩饰的笔”赋予作品“剥茧抽蕉之妙”，“使读者掩卷沉思，还觉醺醰有味”。
      
       从小说写作到理论阐发，程小青以案件发生映射社会现实，由案件破解彰显侦探智慧，又在案件之外探讨侦探作品的价值意义以及创作经验，为侦探小说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他的经典作品以及文章，仍值得我们一再赏读。
      
       （作者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