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范昕
      
       郑振铎，著名文学家、藏书家、出版家，对于他和家人分多次将包括近十万册藏书在内的毕生收藏捐赠给国家，很多人有所耳闻，却并不知道背后曾付出多少艰辛。近日，一本1939年郑振铎日记现身上海，牵出他抗战期间在上海奋力抢救中华古籍善本的经历以及心路。这是郑振铎研究近年来的重要发现，引发学界关注。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本日记由钢笔书写，首页签名“西谛”，后题“郑西谛所遗，应为妥善保存”。卷尾附购书记录一页，金性尧等十九人家庭住址及电话两页。此本日记相当完整，内容从193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总共365天一天不落，甚为难得。并且，它详细记录郑振铎日复一日的买书情形，不少内容能与其所著《劫中得书记》相对照。
      
       抗战爆发以后，江南许多著名的藏书楼毁于战火，数辈珍藏的典籍损失惨重。郑振铎存于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的两万多部藏书毁于“一·二八”和“八一三”。随着时局日益艰难，幸存的古籍善本也被大量抛售变现，许多平时不易见到的善本孤本频繁出现，吸引各地书商纷纷赴沪抢购。郑振铎不仅每日赶赴书摊，还嘱咐相熟的书贾，如来青阁杨寿祺、中国书店陈乃乾等人，收到好书第一时间告知他。9月13日，他在日记中透露，自己和赵万里为了购买沈宝昌（上海知县）遗书中的《资治通鉴长编》，去唯一拍卖所参拍，出价至五百四十元还是未竞得。他在9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陶兰泉（陶湘）将彩色《程氏墨苑》售出，获此可忘百忧。余得此，版画史之完成可以无踌躇矣”。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天一阁旧藏，必欲得之。理欲购之书，约八十余种，不知其价能为余力所胜任否？”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1939年上半年，郑振铎还是以个人之力收购，但下半年起，市面上的书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买不起了。为了筹措买书款，郑振铎辗转腾挪，想尽办法。例如，他把自己的一些旧书卖给北平图书馆变现，尽管所得不多，却感叹道“归之公家，还可以见到”。很多时候，他也不得不与朋友一起完成购买，借助更广泛的力量去保护中华古籍善本。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他提及“请菊生（张元济）、柏丞（何炳松）、秉坚、风举（张凤举）商购书事”，这正对应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的背景。为避免民族珍贵文献落入敌伪手中，1940年开始，郑振铎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在上海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共抢救近五万册私藏珍本。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日记甚至揭示，因郑振铎嗜书如命、买书耗尽家财，家庭矛盾数次发生，以至于他借日记吐露“做一庸碌之人，一定幸福得多”。但到了第二天，他依旧一头热地去买“失之不可复得”之书。“见到的书不少，得到的书也不少。为了书而生的烦恼也不少，所收到的闲气也不少。”郑振铎在10月16日的日记中如是写道。
      
       从事文献学术研究的蔡董妍认为，日记作为一种及时的记忆书写，它能补充丰富历史的宏大记忆，为后人提供重返历史现场的一些生动细节。这本1939年日记，让人们认识到一个更加真实有温度的郑振铎，以及他为彼时动荡中的祖国保存文化薪火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