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十月
      
       抛砖引玉。
      
       50多年前，当邵琦还是无锡洛社镇上一个贪玩少年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伯父扔过来的那块习字用的大砖，从此把他的人生引上了一条与中国传统绘画相偎相依的道路，使他成为了圈内人口中难得的以艺术史学者身份进入艺术实践、且卓有成效的美术史家与画家。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这样评价自己这位多年好友：脑子里有美学理论，手上有美学功夫，口中有美学表达。一本《中国画文脉》一版再版，成为很多治学者的案头之书；与八位好友的“会心·中国画九人展”办到第八年，成为海上画坛的年度盛事；长年执教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以山水画理论教授承传山水画的传统文脉。
      
       今年冬天来得晚，已经是12月了，江南仍是秋意浓。邵琦去浙江天台采风，看秋山如何层林尽染。实际上，一年四季，他都喜欢去山里呆着。中国人说，山者，大物也。山里有树有花，有天有地，但最关键的，是能够让人真正看到自己。邵琦有一个观点：山水画与风景画最大的不同，在于风景画关注的是对象，而山水画关注的是人的自我。所以，只有成为更好的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山水画家。
      
       只愿常在此山中。这山是山水画的山，亦是中国传统绘画这座高山。
      
       先察而后动，他要画出自己对于画的主张
      
       对于邵琦进入画坛的初衷，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的杭间有过这样的猜测：“我想他可能是先研究画史画论而后才去动手画点什么的。因此对于画什么，他应该有成熟的考虑。”
      
       此话不假。
      
       从小与书画为伴，但邵琦真正收拾起玩票心态，把画山水画作为一件正儿八经的事情来做，是在他进入上海书画出版社之后——不仅因为那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同事们要么长绘画、要么擅书法；更因为与理论接触久了，深感如果没有实践的话，对中国古代的书论画论难以获得深刻的理解。
      
       正所谓先察而后动。因此，邵琦作画，从不标新立异，始终追随正统，一笔一画皆有出处，几乎包括了宋元明清以来中国文人绘画的全部风格和图式。范宽的雨点皴、董源的披麻皴、王蒙的牛毛皴……在他画中皆有迹可循且细致周详。他作画的习惯亦有古意：“我会拿一本唐诗宋词，不停地翻，看看古人是怎么用文字表达那个意境的。比如现在我跑到天台来了，我当然会有自己的感受，但我也想在诗词中寻找知音，找到那句能够触动我的句子，灵感就会被激发出来。”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邵琦本身对古典文学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少时研读唐诗宋词，大学又入中文系专研，古典文学已然成为他的精神记忆。与此同时，中国画素有诗画一体的传统，文学为书画意境开拓出了新的天地，也使画家进入了文化的立场。
      
       从唐诗宋词中获得灵感——某种程度上说，这正如同他和朋友们的九人展取名“会心”一样，所求之一即是与古人的会心。会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性中有很多东西没有变，就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千年之后进入流行歌曲，依然如此动人。而邵琦画山水画想要寻找和表达的，正是那种不变的东西。
      
       在山水画的脉络中，邵琦尤其承继了元画的传统——除了追求笔墨意趣之外，他描摹山川，画的却不是眼前的山川，而是心中的山川。曾任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的赵农评价邵琦的画：多以茂密的松林为近景，沉郁盘结，繁茂丛生，虽不乏斜卧伏起的姿态，亦有杂树婆娑，尤其喜以朱砂点染杂木数株，既有繁密中的变化，也见杂芜中的清亮。但是其中往往引人瞩目的是三两枝直立的高干，不枝不蔓，挺拔耸立，上下贯穿，而闲逸秀雅，姿态从容，实为心境的写照。
      
       邵琦独爱元画，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地喜爱元四家的丰富笔法，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花力气琢磨每一家的特点，锤炼自己的笔墨。如《君家书屋》一幅，画远山有黄公望的厚重笔意，绘近景则具倪瓒的萧疏寂静。事实上，“仿”与“摹”本就是传统画学中的常见手法，古代文人在画作上谦逊地自称“仿某某”“摹某某”，实则是一种对经典的再确认。正是在这种确认中，文化得以演进。
      
       第二阶段，是在他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执教之后，因为教学需要，尝试着临摹宋画。“宋画的特点是非常写实，用笔也非常精到，但是一旦你要摹仿就会发现它有个缺憾，就是它的笔墨是被所描绘的对象束缚的。”相比之下，元代的画家们因为时势所致，反而获得了一种表达内心感受的自由。在邵琦看来，这就是中国画的核心所在。他这样解释自己心目中的山水画：你觉得黄山的山峰好看，华山的山腰俊美，泰山的山脚一片平原非常好，我问你愿意住在哪里呢？你说我希望住在泰山的脚下，但也要拥有华山的山腰和黄山的山峰，这就是山水画。山水画是一种理想境地，当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所读所见所思所想在心里像酿酒一样地过一遍，然后用画笔铺展出来，绘就心目中的桃花源。
      
       是的，邵琦作画，是要画出自己对于画的主张。他的山水中，有自己的理论追求。
      
       尽管微不足道，也要做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承者
      
       2000年，邵琦离开出版社，先是入职中国美术学院，2004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
      
       离开一方书桌，站上三尺讲台。
      
       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原因是环境使然。当时的邵琦，明显感觉到整个社会的文化趣味对于传统的偏离和疏远，出版社的杂志停刊，很多书也卖不动，学术界则更加青睐西方。“我研究得越深，对当时的现状越不满意。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世界，但是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影响下一代。把他们培养好，我相信他们能够等到一个更好的时代。”
      
       当时的文化风气，从一个事情上可见一斑。2006年，邵琦与同事萧海春一起开设了山水画专业，被各地同行朋友们打趣，说他是中国画教育教学的“收容队”。彼时国内的美术教育正大兴现代之风，重回古典的邵琦，显得太落伍了。
      
       邵琦不为所动。他经历过八五新潮，对于西方的现当代艺术，有自己的感受和体悟。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是非常情绪化的东西，而情绪化正是他认为艺术应该极力排斥的。因为所谓文化修养，正是对情绪的一种克制。相比于情绪，情感才是恒定的，所谓如如不动，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作为天地之精华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而山水画所涵养的，正是人的情感。
      
       在邵琦的课上，学生经常会被要求完成一些奇奇怪怪的作业：
      
       比如去校园里找一棵树，和它交朋友。春夏秋冬，暮鼓晨钟，风霜雨雪，都要去看它，看它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新芽，什么时候掉落第一片叶子，开出什么样的花，结成什么样的果，然后把它画下来，可以画在纸上，也可以画在心里。
      
       比如春天，跟着邵琦去学校的河边散步聊天，然后回到教室，想想对于“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有什么样的感受？感受到了，这节课就没白上。
      
       比如找一个温暖的日子，躺在草坪上看云，最好看足四个小时，体会四个字：云卷云舒。
      
       所有这些作业，都不用形成作品交给老师。邵琦希望学生从中学会的，是不放过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由此学会好好生活。“一个会如此观察生活细节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会很充实对不对？他会永远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像第一次一样去面对生活给他的每一分钟，面对他在生活里经历的每一件事，永远充满好奇，想探个究竟。这就是对生活的热爱，这就是对生活的投入，然后会觉得，人间真的很美好。”在邵琦看来，山水画要传达的，就是这样的文化。所谓认知性的绘画，即无论是作画的人，还是看画的人，从此对天地造化怀有敬畏之心，感受到时令与自我的关系，感受到万物成长的过程，感受到生命是如此真实。
      
       画如其人。没有人可以在山水画里掩饰真实的自我。面对秋景，有人笔端一片肃杀，有人笔端满是收获的热烈；面对雪中的一棵枯树，有人画下生命的枯萎与结束，有人画下生命的蕴积与蛰伏。怎么画都是对的，但要画出更好的画，就必须提高自己的修为。
      
       反过来，山水画也会不断滋养一个人。邵琦一直有一个观点：如果说西方绘画具有一种崇高性，让人膜拜与景仰，那么中国的山水画则具有一种托举性，供养着每一个人，让每一个都能站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山水画是不是最具人民性的？”
      
       今天的邵琦，依然最喜在山水间行走。以造化为师，与造化会心，更深地体会山水的意蕴和生机，然后化入书、授于人、存于画。
      
       尽管微不足道，也要做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