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强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以表彰她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目前为止，戈尔丁是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而且是独享今年的经济学奖，过往这种荣誉只有像保罗·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卢卡斯等重量级人物才能获得，可见其研究课题的重要性以及诺奖评奖委员会对戈尔丁的研究评价之高。
      
       戈尔丁的研究领域专注于经济史和劳动经济学，获诺奖则是因为其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她的新著《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对其过往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展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权衡，以及影响这种权衡的各种因素的变迁。在书的致谢中，戈尔丁解释了为什么会选择女性就业这个研究方向。大约30多年前，她到哈佛大学的第一年，她的学生打算讨论她们对事业和家庭的渴望，虽然当时她已经对性别差距做了一些研究，但还不足以回答学生的问题。那么，历史对她们能有一些启示作用吗？这个想法促使她开展了接下来的一系列研究。
      
       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家庭和事业的具体含义，在书中，戈尔丁将“家庭”定义为有亲生的或收养的孩子，但不一定有配偶。作者之所以强调家庭要有孩子，是因为孩子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这必然涉及到女性该如何权衡家庭和事业。“事业”不仅表示被雇佣，通常包括进步与坚持，涉及学习、成长、投资和获得回报，被定义为持久的、受欢迎的职业。也就是说，事业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和谋生的手段。要成就事业，需要贪婪地工作，即在工作中辛勤付出，甚至长时间加班，这对有孩子需要照顾的女性来说构成了较大的挑战。
      
       戈尔丁在书中按照时间顺序，研究了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出生的五组女性，这五组女性都受过大学教育，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组别的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却做出了明显不同的选择。
      
       第一组女性出生于1878-1897年，1900-1920年大学毕业。这个组别的女性样本，要么组建了家庭，要么成就了事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兼顾事业和家庭。第二组是1898-1923年出生，1920-1945年大学毕业。这组女性的特点是一般先选择工作，然后再成家，并且成家后基本不会再出去工作。第三组出生于1924-1943年，1946-1965年大学毕业。这组女性结婚成家很早，而且结婚后也会选择继续工作。第四组出生于1944-1957年，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末大学毕业，家庭对本组女性而言固然重要，但大体上处于次要地位，研究生教育和事业发展才是排在前列的选择。第五组是1958-1978年出生的女性，1980-2000年左右大学毕业，这个群体基本上都渴望家庭与事业并重。
      
       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不同组别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侧重存在较大差别。她们在优先事项和成就上的转变，映射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一组与另一组之间的选择差异，主要源于个体无法控制的力量。这些力量就像地壳运动推动巨大的板块那样，调整着站在上面的人的选择。社会规范、法律法规、性别歧视、婚姻限制、控制生育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形势、经济结构转变，等等，上述因素的演变促使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辗转徘徊，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又想两者兼顾。
      
       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失业率飙升，这也促使美国的一些公司实施婚姻限制，即不雇佣已经结婚的女性，因为已婚女性可以由丈夫供养，单身女性以及其他男性更需要工作。这对20世纪30年代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就业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再以20世纪40年代为例，当时二战将美国从大萧条的阴影中拉了出来，随着战争物资需求的飙升以及征兵导致男性劳动力的减少，大萧条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存在的歧视性劳工政策戛然而止；到了1950年代，美国各州法院在裁决中基本上废除了雇佣中的婚姻限制。上述因素导致第三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结婚生育之后也能够继续工作。1970年代美国实施的可以单方面起诉离婚的政策则导致女性大学毕业生更愿意投资自己，并把家庭放在次要的位置。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总是在约束条件下做出最优的选择，戈尔丁所研究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也是同样，不同时期的女性毕业生之所以有不同的选择，并不是她们的偏好发生了多大的改变，而是因为她们面临的外部条件和就业壁垒存在很大差别，正是这些差别引导着她们选择不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