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婷
      
       近千平方米的展厅内，汉碑卷轴悬诸墙上，碑刻的原貌、拓片上的题记款识一目了然，气势恢宏……昨日，国内外首个以汉碑善本为专题的展览“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在上图东馆揭幕。这是上海图书馆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藏品最优的碑帖展，也是迄今为止汉碑拓本最高文物规格的展览。展出的90余件珍拓善本，约80%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多为首次公开亮相。
      
       作为国内外最重要的碑帖公藏机构之一，上海图书馆馆藏金石拓本25万件，其中善本3000件。汉碑拓本数量众多，约占整个馆藏碑帖总量的20%。“展现馆藏碑帖收藏的品类齐备、宏富精善不是此次办展的主要目的，展现汉碑拓本的独特内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才是举办本次展览最大的心愿。”上海图书馆碑帖专家、策展人之一仲威说。
      
       独特内涵，见证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汉代石刻，无论是丰碑大碣，还是摩崖文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文学艺术及社会风俗等，构筑了一座汉代文化博物馆。而碑帖拓片经过名家收藏、装裱、题识、观款，为后人留下了更广阔深邃的文化内涵。面对如此丰盛的传统文化盛宴，专家建议从文献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三个角度去欣赏、体会金石文化的魅力。
      
       以此次展出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王懿荣藏本）为例，它见证了一方碑刻的万里行旅，也承载着一场超越时空的金石对话，可赏可叹。《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又称《刘平国斫孔记》，东汉永寿四年（158年）八月刻立。此摩崖位于新疆阿克苏所属赛里木城东北二百里大山岩壁上，清光绪年间才逐渐为人所知。从碑文内容来看，此碑主要是为左将军刘平国筑关建亭工程所作的颂文，内含“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吉语。
      
       此摩崖被发现的消息传回后，晚清将领张曜的幕客施补华带拓工监拓数十纸分赠友朋，而后这批拓本即允为此碑志“初拓最佳本”，如今存世者稀若星凤。此次展出的王懿荣藏本即其中之一。王懿荣曾三为国子监祭酒，是甲骨文最早的发现者，酷嗜金石。得到此拓本后，王懿荣很是开心，邀施补华留下题跋，请盛昱抄录《刘平国释文》，邀潘祖荫题端……此拓本流传过程中有14人留笔，堪称金石界的一场顶级“聚会”，足见清代金石学的兴盛。
      
       仲威介绍，本次展览上，除了《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沙南侯获碑》《裴岑德政碑》也是在新疆地区被发现的汉碑名品，对中国历史而言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流转经历不同，碑帖没有“同款”
      
       刻石、碣石、石阙、摩崖、碑版、石经、画像……步入展厅，各种形制和门类的汉代碑刻的珍拓善本依次跃然眼前，最直观的是艺术之美。
      
       “汉代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隶书逐渐从秦篆演变成主导字体并广泛应用。通过碑帖，可以近距离欣赏来自古人的书法之美。”西泠印社副社长、另一位策展人童衍方说。此次展出的《三老碑》书体介于篆隶之间，古拙自然，堪称从古隶到汉隶书法演变的活化石；《曹全碑》为汉代隶书代表作之一，用笔秀丽多姿、结构飘逸端稳、布局疏朗匀净；《礼器碑》虽为隶书，却继承篆书的运笔法，秀逸遒劲；《张迁碑》是汉代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字体方正古朴、厚重典雅。
      
       虽然拓本最原始的功能是保存与复制，但经过不同的人收藏、装裱、题跋、钤印，碑帖没有“同款”，再加上流传过程中的经历，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文物。展品中有一件经历火灾、幸而留存的《曹全碑》（俞复藏本）。《曹全碑》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十月二十一日刻立，碑文主要记叙东汉官吏曹全的家世背景及政绩成就，到了明末大风吹折树木压断石碑，此后人们见到的拓本多为碑石断裂后的版本。此次展出的俞复所藏《曹全碑》，根据碑文状况判断，是俞复旧藏明拓未断本，是目前所知仅次于上海博物馆藏“因字未损本”的顶级文物。
      
       不难发现，这一善本每一页底端有火烧痕迹，最后一行的字被烧到，但仍然隐约可辨。根据书册最后俞复题跋记载，1915年秋，俞复在文明书局打算用玻璃板影印碑帖时，印厂突然发生火灾，他所收藏的明拓汉碑都被烈火烧灼，有些拓本全部损毁。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一册《曹全碑》由于开本比较大，帖芯比较短，受损程度较低，只有最后一行的字被烧到，留下较为完整的这一版本的《曹全碑》。
      
       而有着“浙中第一名碑”的《三老讳字忌日记》，险些流传海外。此碑刻原石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出土，由周世熊收藏，后由商人陈渭泉购得，并于1921年辗转至上海。当时，日本商人想以重金收购。浙江古董商人毛经畴得知此事后，与当时的上海知县沈宝昌、前清遗老姚煜商议买下石碑。之后经过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与四位创始人等积极奔走，在沪杭等地发起募捐和义卖，最终共募集到大洋11270元，以其中8000元从陈渭泉手中购回，使这块名碑不至于流落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