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刻即将到来，过去几年里，接二连三的诺奖作家对中国出版界和读者而言都是陌生的新人。以2021年获奖的古尔纳为例，在得奖前，他的小说没有出版过中译本，除了一本收录非洲现当代短篇小说的集子里收入了他的一则小作品《博西》。学者罗岗在一次讲座里回忆，他对古尔纳这个名字最初的印象来自一部文学评论集，当时他没机会读过古尔纳的任何小说，完全不知道这位作家。在过去的两年里，得奖后的古尔纳有10部作品被陆续译介，即便如此，他在大部分中国读者认知中仍是个“未知”“神秘”的作家，最近一期的思南读书会中，当作家赵松和译者魏立红提问现场是否有读者读过古尔纳的小说，无人举手。
      
       围绕诺奖的高关注度，与读者接受“冷门”诺奖作家之缓慢迟疑，形成戏剧性的对照。那么，诺奖对作家的选择为何与大众背道而驰？这些被诺奖推到公众视野中的作家，比如古尔纳，他们的“被发现”对文学、对现实有着怎样的意义？
      
       文学奖的“用处”
      
       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是带有偶然性的，与其计较它的权威性，倒不如说，它扩展了全世界读者对写作和作家的认知——这是许多作家、译者和评论家的共识。一位经验丰富的外国文学编辑总结，作家们越是商业化成功、公众知晓度高，就越是远离了诺奖，米兰·昆德拉是这样，村上春树也是。
      
       作家赵松认为，虽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封闭又老龄化，很多时候授奖词几乎是陈词滥调，还在前些年曝出丑闻，但它依旧有忤逆主流、和大众背道而驰的勇气。最明显的表现是在2019年颁给饱受非议的汉德克，可见它在文学判断的层面是极为自信和强悍的。
      
       有书评人和读书博主认为，频繁地选择冷门作家，这恰是彰显了文学奖的“用处”，它不断地给全世界的读者打开新的窗户，让人们了解多样化的文学样态和文学前沿的模样。阿列克谢耶维奇、托卡尔丘克、安妮·埃尔诺和古尔纳这些作家得奖，激发读者在阅读中重新认知文学何为，重新思考写作的使命。
      
       关键词是“文学”
      
       赵松分析古尔纳的写作特色时谈到，诺奖的选择不是为了平衡文学的地缘政治，这位非洲作家最吸引人的并不是他的族裔身份或写作题材，而是他无与伦比的叙事技法，他得奖是纯文学的选择。
      
       古尔纳的第一部长篇《离别的记忆》是“成长小说”，技法却极为成熟。他写坦桑尼亚海边小镇的一个少年，陷在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中，父亲家暴母亲，妹妹自甘堕落。作家用平静的语调写绝望的环境，他笔下没有愤怒，也回避男主角的内心世界，他用平淡的叙事铺陈无可救药的父亲，让人窒息的小镇，把一整个特殊的小世界展开在读者面前。从一开始，古尔纳的写作风格就很有辨识度，他用多声部、多层次的叙事，打开了丰富的叙事空间。他用多样化的叙事艺术讲同样的事，讲事件中被牵扯的不同人的不同状态交织。他不写任何大事件，但是沉着地把读者拉入叙事空间的深处，体会一个个特定个体的生命经验如何慢慢展开。但他又擅长写得很疏离，就好像隔着贴着玻璃看一群人，近在眼前又触摸不到。
      
       译者魏立红注意到，在古尔纳的小说里能感受到英语文学史的纵深。他的代表作之一《砾心》，是对莎士比亚剧作《一报还一报》的改写，在莎剧的框架里写1960年代一个东非家庭遭受当权者的戏弄分崩离散。他的小说中唯一以女性为主角的《多蒂》，很有野心地和英国文学史形成互文，热爱阅读的女主角读到的第一本重要的书是《大卫·科波菲尔》，因为她的非洲裔身份，她被嘲笑“看不懂狄更斯”，这个好强的女孩通过阅读狄更斯、奥斯汀和康拉德的作品来塑造自己。古尔纳曾说过，《多蒂》是他所有作品中互文性最强的一部，他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在文学中找到自我。
      
       以写作对抗被简化的历史
      
       古尔纳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以往文学作品和官方历史中“看不见的人”。他在1980年代中期写出《多蒂》，女主角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黑人，通过这个18岁女工的视角，读者看到从一战到196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三代移民在英国无法扎根的飘零史。在古尔纳写这部作品时，几乎没人写发生在英国本土的黑人的故事。以及，在同时期非洲作家的作品里，女性尤其穆斯林女性的形象，几乎是缺失的，没有多蒂这样有极强自主意识、主动构建个体身份的现代女性。
      
       多蒂出场时，是一个风尘女的女儿，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也不愿告诉女儿有关她的家庭和上一辈由来的故事。多蒂在英国出生、长大，但因为肤色，她被开除“英国人”的身份，永远被视为异邦人和外来客。多蒂不断地通过身边知情人的回忆口述，钩沉了一段私人的家族史：一战时期西印度群岛的贫民怎样被充入军队又被带到英国的港口，那些一无所有的黑皮肤的人们怎样在伦敦的诺丁山形成移民社区，白人流氓怎样摧毁了黑人在诺丁山的栖息地，在英国街头沉沦的黑人移民后代怎样怀揣着梦想奔赴美国又最终梦碎哈德逊河畔。读者和多蒂一起“发现”了这段20世纪上半叶殖民统治下，跨越了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底层迁徙的历史，这些在口述中代际转移的生命经验，在西方国家正史中是被忽略的。古尔纳创造了多蒂，她就像一个耐心的向导，带着一无所知的人们深入了不被书写的历史的密林中。
      
       这是古尔纳进入诺奖视野很重要的原因，他的写作抵抗着被简化的历史。他反复写微不足道的人们，写家庭故事里的耻辱和秘密：多蒂的外公逃难离开阿富汗，母亲沦落风尘，弟弟横死于纽约；《砾心》塞利姆的母亲为了救护家人而委身于当权者，后续为了家庭平安和儿女出路，持续与对方苟且，父亲无力反抗，在长久的隐忍后出走……那些苟活下来的弱者，在古尔纳的作品里拥有了形象和声音。这些“窝囊人”是被边缘化的，但他们同样拥有梦想，有鲜活的灵魂。古尔纳揭示了作为弱者的一生，并不只有痛苦和挣扎，他们因为对身边人的倾听和重新认知，达成灵魂之间的包容共鸣，这是“成功者叙事”看不到的普通人的自我拯救——无法改变现实的弱者，至少夺回了讲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