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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1 第27,7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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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文化

话剧《庭前》:从象牙塔走向“成人”的世界

话剧九人的新作《庭前》于9月8日在上海大剧院首演,以全景式的画幅呈现1910年代至1940年代间引爆公众舆论的著名案件,戏剧化地再现了女师大“驱杨”风波、鲁迅告赢教育部长章士钊和救国七君子案等。
       ■本报记者 柳青
      
       话剧九人的新作《庭前》于9月8日在上海大剧院首演,8-10日,连演五场,场场爆满。台上演着“三十功名尘与土,少年与我镜中别”,台下,一路陪伴且见证了话剧九人成长的忠实观众们泪洒剧场。自2019年5月《四张机》在北京首演,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春逝》《双枰记》《对称性破缺》相继上演,话剧九人以散发着书卷气的文学剧场,刻画了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不同学术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像,到这一部《庭前》,往日的文章气节少年人,被命运推搡着从象牙塔走进“成人”的世界,至此,“知识分子系列”将告一段落。
      
       《庭前》的一对主角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法学高材生。男主角郎世飖半生大起大落,仕途得意时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落魄上海时投奔杜月笙当门客,从“为维护他人自由而庭前一辩”的意气少年,到坚信“程序正义”的清流政客,又沦为千夫所指的讼棍,终于在人生的下半场,甘于寂寞地做私塾先生。女主角尤胜男起初因为性别限制,从欧洲学成归国仍只能以翻译或助理的身份出庭,她能力出众,却在多年里充作丈夫事业的贤内助,直到国民政府司法改革,允许女性出任律师,她成为了第一批执业女律师,专为女性和弱者提供法律援助,她在动荡的时局里始终抱持信念,相信法律应该追求让孤苦无依者生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里。
      
       《庭前》是话剧九人至今体量最大的作品,演出时长近200分钟。作品容量大,部分是因为剧作时间跨度近30年,以全景式的画幅呈现1910年代至1940年代间引爆公众舆论的著名案件,戏剧化地再现了女师大“驱杨”风波、鲁迅告赢教育部长章士钊和救国七君子案等。同时,《庭前》勾连着《四张机》和《双枰记》中诸多故人的命运,迎着新文化运动曙光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历经劫波不断的前半生,对个体和家国的命运有了清晰的体认。话剧九人“知识分子系列”的特色在于作品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在理想和信念的弧光中,这群才志清明的人物之间的情谊和牵绊穿越了作品的边界,《四张机》《双枰记》和《庭前》之间,以及《春逝》和《对称性破缺》之间,它们不构成续集或前传的剧情关系,但是人物命运的交集和呼应,构成了一个有着隽永意味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宇宙”。
      
       几个月前,话剧九人的编剧兼导演朱虹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她的创作追求“真诚地讲故事”,并且,“让人们接受故事传递的信念”。所以从《四张机》到《庭前》,话剧九人的风格从不是冒犯或颠覆的,而是以一种中正平和得近乎“保守”的戏剧剧场,以清新委婉的风格展开舞台上的象牙塔故事会。
      
       舞台剧《繁花》的编剧温方伊曾形容《四张机》“是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当时仍以“业余演剧”姿态出现的这部作品,不仅表演的完成度显得生涩,并且,剧作技巧层面有着明显的硬伤:“三位教授面对四张试卷的招生理念之争”,尽管形式仿效了《十二怒汉》和《哗变》等以说理构成戏剧主体的经典作品,但《四张机》的核心事件不足以提供主要人物的困境,人物和情节难以发展。即便如此,《四张机》并没有陷入单薄的境地,因为主创们在作品中真诚地探讨了教育公平、女性地位、人才培养的思路等能在观众中激发强烈共情效应的议题。
      
       在话剧九人所描绘的一系列故事里,人和人的对抗或人和世界的对抗,几乎没有正面出现过,这一点,最典型的是《春逝》。两位女性物理学家面对社会偏见和学界的隐形歧视,她们没有以激烈的行动来改变现实,而是用春风化雨的温和行动改变身边人的认知和感受。编剧通过剧中一位年长的女物理学家说出了一番女性立场的“相对论”:把目光放得久远些,几十年对个人而言是漫长的,在人类历史中却是短短一瞬,反抗现存不公的最好方式是坚定执着地投入自己可以胜任的专业工作。
      
       即使在《双枰记》中,程无右和郎世飖之间横亘着一位故友的死亡,隔着分道扬镳的20年时光,剧作所关注的仍是这两人重逢时的“精神角力”,面对迫在眉睫的牢狱之灾,两人耿耿于怀的仍是无法搁置的理念之争:面对有缺陷的世界,应选择激烈的变革还是程序正义的改良?
      
       这种看似中庸的“剧场故事会”,没有创造激烈的戏剧情境和情感,也没有在舞台上创造新的形式和新的表述,但这种“温和的改良”成就了话剧九人的显著风格。它以大多数观众容易接受的形式抵达了广泛的人群,在实现商业成功的同时,它把商业剧场中缺失的现实关注、社会议题和理想主义的讨论都带了回来,它让众多普通观众意识到,那些带着校园记忆、带着“象牙塔”色彩的讨论,在商业剧场里同样可以存在。
      
       到了《庭前》,话剧九人跨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郎世飖的“入仕”和尤胜男走出“太太的客厅”而“入世”,不仅是他们个体的命运,也在象征层面意味着,校园里的、研究所里的、书斋里的读书人们,走进了无法以“理想-现实”二元分立的混沌真实世界。赤子步入了“成人”的天地,未必是岁月或人间改变了他和他们,只是,清白的理想和浑浊的欲望可以矛盾又自洽地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这是郎世飖的故事,又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故事。就这一点而言,《庭前》是一代人和一段故事的终结,同时是话剧九人可以讲述的新故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