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珂
      
       作为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世界民主话语体系的创新，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理应得到有效广泛的国际传播。
      
       由新话语演变为动态历史概念
      
       “民主”概念进入近代中国，经历了从概念翻译、理论介绍再到传播对象接纳的漫长历程。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开始接触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当时美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刊发译文，介绍西式民主。Dem ocracy的翻译最初利用了中国古文典籍中已有的“民主”二字，没有进行音译，是译者有意为之，其目的是构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德莫克拉西”即“德先生”的音译名直至五四运动时期才出现。伴随这些新概念的引入，西方议会制度、民主思想也逐步为人所知。
      
       对这些概念和思想的介绍和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其绝对的接受。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评价法国政局与民主制度时表示“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太嚣，为弊甚大”；早期维新派代表薛福成比较君主制与民主制时议论道：“民主、君主，皆有利亦即有弊。”需要指出的是，身处中西政治连接地带的早期外交官、洋务人员以及知识分子是西式民主在华传播的关键人物。他们以儒家思维评鉴西方政治思想，客观上扩大了传统政治文化思维及词汇的包容性。当社会变革契机出现，诸如“民主”一类的新话语演变为动态历史概念，广大受众对新话语的接纳也会从思想批判走向情感共鸣。
      
       培育关键受众 区分第一受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应“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此传播过程是从理论阐释到叙事呈现的多方参与式实践，其传播对象即受众群体的基本态度决定了传播策略的成败。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播需要培育关键受众。西方主流媒体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支配，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创新采取回避、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因此，对外传播的媒介路径和方式一方面需要做大做强我国主导的国际传播平台，另一方面需要利用数字话语平台的拓展和数字媒体等新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比“受众”更为具体的“关键受众”即关键性意见领袖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对话和沟通，还是批判和反思，关键受众能够将新话语转换为分众化表达，具有影响他人态度、使个人经验变为群体经验的能力。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对外阐释需要关键受众协同解构西方民主的话语旧体系，塑造世界民主政治话语新秩序。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播需要区分第一受众。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一方面，西方国家治理乱象丛生，美国深陷政治极化、政党恶斗之中。当代西式民主为资本裹挟，日益暴露弊端。与此同时，民众对西式民主运作方式的不满导致产生政治变革的愿望。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一项调查中，接受调查的17个发达经济体里，有56%的人表示本国政治制度需要重大变革或需要彻底改革。可见发达国家民众普遍对当代西式民主的制度与实践感到焦虑。
      
       另一方面，中国在双边关系、地区合作和全球层面积极倡议并推动打造多种样态的命运共同体，既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架构，也搭建起文明对话、政党交流、民间外交等互学互鉴平台。这些努力结出丰硕成果，中国在西方国家以外的世界受欢迎程度远高于西方国家。英国民调机构YouGov在2022年8月至9月间针对25国2.5万人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非洲国家民众近年对华好感度显著提升。更多的全球调查数据也表明，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把中国视为真诚、友好、可靠的朋友。非西方世界的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话语体系的欺骗性和西方话语霸权的危害性。
      
       宏阔的时代之变不失为中国理念传递的契机。受众的情绪反应、感觉以及情感动态能够塑造国际政治舆论场的进程及结果。对华好感度比较高的群体，对美国民主持怀疑态度的群体，对本国民主不自信的群体，抗拒西方民主话语叙事的群体，都应当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民主”的第一受众，因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全新的非西方的民主话语叙事形态，推翻了西方民主的“唯一性”假设，主张人类民主实现方式的多样性。
      
       把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上升到战略传播高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播需要贴近受众需求。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不再作为单一主体进行传播，国际话语权斗争只会更加激烈。从技术的正面影响看，传播主体更加容易了解受众偏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在制度安排还是实践逻辑上，尤其注重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参与立法渠道的问题。如何为弱势群体赋权、赋能的鲜活案例应被纳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传播的议题视野中，有助于传播对象深入了解民主的中国方案，有助于传播主体掌握话语主动权。但是，从技术的负面影响看，第一，受众长期被智能媒体推荐算法支配，更容易造成信息茧房、知识结构单一和信息偏见等现象。第二，受众无法甄别深度伪造技术制造的虚假信息。例如通过换脸、口型同步、图像与音频生成、文字生成等方式可以歪曲真相、篡改事实。第三，受众更容易被操控和煽动。人工智能可以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寻找利益共同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对意识形态进行再加工，引导舆论场中“沉默的大多数”。因此，除了打好传播技术战之外，还需要把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上升到战略传播高度，整合一切传播资源，通过赋予受众更多话语权和发言权，抓住受众的兴趣，重塑受众的角色；通过线上线下分享体验，满足受众的需求，重构受众的认知。
      
       理念的传播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受众需要相当长时间进行观念转变和观点接纳。传播主体应当认识到传播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胸怀斗争精神，坚持不懈，才能在话语体系之争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