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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30 第27,429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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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版:文艺评论/文艺百家

寻找工业题材和年轻观众沟通的思想桥梁

——从《麓山之歌》《沸腾人生》《大博弈》等电视剧说起

万茜在《大博弈》中饰演工程师钱萍
       陶庆梅
      
       今年以来,在电视屏幕上,我们隐约看到一种“工业叙事”在默默地崛起。比如最近热播的《麓山之歌》《沸腾人生》《大博弈》等电视剧里,久违了的工厂的厂房、蓝色的工装……均出现在屏幕上。不过当前这些带有工业色彩的电视剧,似乎更多停留在“工业题材”的类型框架内,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叙事方式来超越题材类型,让人们对“工业”本身产生浓厚的兴趣,也不足以引发人们对于“工业叙事”的集中讨论。
      
       但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工业叙事一定会是其中的重要基础。因此,当这些自觉选择了工业题材的电视剧出现在屏幕上时,理解分析这些电视剧的特点,探讨其发展方向,也是评论者特别需要关注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工业题材电视剧的出现,在题材上,如果说它不是对一段时间以来“霸屏”的悬浮“职场剧”的一个有力阻击,至少也是对这一题材类型越来越苍白无力的有效补充。
      
       现在所谓的职场剧,大多是写字楼里的“职场”。诚然,写字楼的生活构成今天年轻人生活的一个主要场景,但工厂,却是支撑着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场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支撑性力量。大众文化领域的职场剧,几乎本能地会选择靓丽的街景、高级写字楼、标准的工作间、温馨的咖啡馆等等,作为呈现的物质对象。在一段时期内,这些职场剧确实塑造了一个个白日梦,给了很多年轻人进入大城市工作的动力。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走向“职场”,白日梦逐渐变得“悬浮”——青年们早就发现,没有人天天在宜家的样板房里谈恋爱,也没有人天天上班就是喝喝咖啡以及勾心斗角。也正由于此,各种工业题材电视剧的出现,让我们在甜腻腻的大众文化中,“看到”了中国生活的不一样的场景,看到了工业化的大厂房以及在厂房里工作的工人。当这些与城市白领不一样的景象与人物形象出现在屏幕上时,从题材到视觉,它们都是新鲜的,也都是有着新的可能空间。
      
       但能不能在当下的创作环境中异军突起,创作出中国式的工业叙事,工业题材的电视剧恐怕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的职场剧很多被吐槽为“悬浮”——创作者对自己所写的电视剧所涉及的具体行业不熟悉,恐怕是根本原因。比如《玫瑰之战》,虽然有美剧《傲骨贤妻》做故事基础,但太脱离中国场域的律师行业竞争逻辑与办案流程,再怎么有大牌演员都救不了场。而我们的工业题材电视剧,目前可见,好像在创作方法上也仍然延续着职场剧这一“类型剧”的创作模式。比如说《沸腾人生》,感觉上就是把职场的故事,放到了工厂这样的一个特殊场景之中。虽然有工厂场景以及工厂的发展历程作为背景,但故事重点还是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创作思路上。现有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大多延续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情感模式,过于强调企业家的个人奋斗,强调企业家精神,而忽略了工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国工业的崛起,不仅是来自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来自各级政府的推动,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家与其团队的集体拼搏。没有工人团队与工人集体的贡献,只有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不了中国的工业叙事的。
      
       比如电视剧《大博弈》。在这部以某大型重工为原型的作品中,周梅森塑造的孙和平、杨柳与刘必定三个企业家,围绕着谁能控制重卡全产业链的博弈,本身是非常精彩的。编剧在这部电视剧里塑造了三种不同的企业家:孙和平是当代国企改革的代表人物,改革之初即锐意进取,改变国企生产效率低下的毛病,并不断扩展企业发展空间;刘必定是草根崛起的代表人物,擅长资本运作,虽不乏坑蒙拐骗之弊,但总的来说也是要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杨柳作为国有企业集团老总,更为看重集团的整体利益,不但是要兼顾集团内部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的平衡,更不能容忍孙和平把企业一做大就要脱离集团。这三个人的较量,既是不同类型企业家的较量,也是不同个性的企业家的较量。也因此,我们在剧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企业家的个性,是企业家克服重重困难,突破重围的勇气。但是,除去口号般的“减员增效”“扩大融资”之外,我们看不到企业家所要经营的工厂的故事:看不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工厂的困难重重,看不到工厂如何革新就能从濒临破产迅速脱困很快在香港上市,更看不到工厂员工如何参与企业革新的过程。在该剧叙事逻辑中,似乎只要大家一持股,工厂产品的技不如人就能完全克服。这对今天熟悉中国工业艰难成长过程的年轻观众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
      
       相比之下,《麓山之歌》在这方面有很大突破。《麓山之歌》也是以某重工企业为原型,开篇也是企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剥离不良资产,以“重工换金融”的方式来挽救企业。但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非常清晰地描述出工业企业面对的现实问题:产品的核心技术由外企掌握,一旦企业对这一核心技术形成依赖,外企就通过迅速提价的方式,抬高生产成本;而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上有一点突破,外企就毫不手软地继续以降价的方式挤占市场。在外企的步步紧逼之下,在《麓山之歌》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企业领导的思考与拼搏,也有从工程师到工人队伍整体面对国际资本围追堵截的不甘心。在电视剧中,从宋春霞到金燕子两代的一线工人,不仅是出于对生长于斯的工厂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出于对自己所掌握的工业技术的热爱,凭借自身的技术能力,助力企业突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完成重装工厂的新生。在这里,工人们不再只是每一个上任的厂长、书记因为“减员增效”所要解决的“麻烦”。他们不只是被动等待施救的“困难群众”,而是因热爱技艺而自强不息的新工人。当我们看到,在国外企业的重重干扰之下,宋春霞仍然克服种种障碍,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了高难度的车工工作,让外国资本收回对中国技术的指控,我们不能不对“大国工匠”产生油然而生的尊重。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尊重工人群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叙事,让《麓山之歌》在年轻观众中收获了许多赞誉。如果说原来的观众群体,对于改革英雄有很大的好奇心,但在今天新的社会环境里,年轻观众对于独树一帜的改革英雄,恐怕不会再有那么好奇。《麓山之歌》里高扬着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每一个普通个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尊重,恐怕是与今天青年观众沟通的密码吧。
      
       从某些意义上说,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几乎必然会“自动”选择“类型剧”的架构。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很难一下子摆脱类型剧的框架,也很难立刻突破原有的情感逻辑。但中国毕竟是有着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传统的国家,其文艺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还是给我们突破以精巧编剧法为支撑的类型剧的可能空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当“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我们去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的创作者,回到现实本身,理解工业企业自身的运作逻辑,寻找当下工业题材与青年观众沟通的思想桥梁,工业叙事也许会创造出中国电视剧的新空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