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胜
何建明之于纪实文学,或者说报告文学,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创作凡五十年,跨整个新时期、新世纪,进入新时代,是一位报告文学倾情的写者,一位追踪时代变革、社会进步、民生冷暖,记录历史,聚焦人文,描绘世情,刻画形象,一位情怀幽幽,文心拳拳,笔触老成的作家。他创作时间长,著作丰盛,获奖较多,影响较大,在当代作家中,特别是纪实文学中,并不多见。
何建明的文学,贯穿了时代性、人民性和人文精神。他的作品,多反映重大事件,有集中的主题性,或者,他以宏大叙述,对社会世相、人文历史、精神心理,进行深切又生动的书写,形成纪实报告的大家气象。
纪实作品是“时代的艺术文告”,这是当年捷克作家基希,对刚刚风行于欧洲二战时期的报告文学的界定。中国的报告文学,有说是舶来品,也有所谓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文体的影响,一个文体的成熟,应当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有《饿乡纪程》《包身工》《上海一日》等代表性作品,才完成了这个文学样式在中国的身份确定。与时代同步,与社会生活同频共振,报告纪实的华丽转身,或者说革命性的变身,是自上世纪改革开放社会变革后,在现代化文化多元发展后,才有了它与文学各大门类,共荣共存的面貌。
新时期的报告纪实,风生水起,何建明没有参与到早行者行列,但他见证了那一时期,或者,他经历了那个文学变革的风云历程,也是从这一时起,他从过去小说诗歌作者,成为纪实报告的热心作者,以报告纪实为主,深度地书写社会性强,有历史感的主题内容,注重民生题材、社会问题,现场感,当下性。
首获鲁迅文学奖的长篇《落泪是金》,是何建明的成名作,之后《中国高考报告》等“教育三部曲”,聚焦教育和青少年问题,其影响和文名,渐次形成。他执意于重大社会问题,题旨开掘,现场捕捉,多从社会历史视角,以作家的担当、公民的责任,战士的攻坚(他曾经是解放军战士),形成了特有的报告纪实的文学图谱。全景式描绘“三峡大移民”的《国家行动》,聚焦大庆油田会战中的英雄传奇、精神遗产的《部长与国家》,以及近年的反映中国外交史上空前行动的利比亚撤侨的《国家》,描写革命年代共产党先烈的气节精神等等,作品中强烈的国家意识,家国情怀,道义承担,化为他的文学立场,耿耿于怀,文心明鉴。
何建明的作品,体现了作家高蹈而鲜明的文学主张。具体表现为,一是聚焦大题材,书写社会问题,所谓宏大叙事,多视角,全景扫描,而中心是对于国计民生、社会问题,包括突发事件,迅捷反映。汶川大地震,“非典”,新冠疫情,撤侨胞行动,现代化大工程建设,这些即时的介入,适时的写作,林林总总,形成了何建明文学题材的“高大上”气象,史诗性内蕴。
二是反思性,从事件中开掘新意,注重世情民意,寄寓遥深。无论早期的矿山题材,对矿难问题背后的经济利益与腐败作风的揭示,后来的《天津大爆炸全纪实》中剖析原因,揭示居安思危,严格科学管理,珍惜生命的教训,抑或是近期几部书写“美丽中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写浦东史诗巨变,写浙江安吉“两山理念”的践行,写浙江德清“仁义德行”推助社会发展,写成都双流的抓机遇干大事,现代意识,未来眼光,写港珠澳大桥工程的科技自强、苏州工业园的海归人才等等,聚焦大事件,着眼现代化中国巨变,揭示致力于强国梦、大国道路的当下中国,鲜活的经验与历史的启示,形成了何建明作品题材和思想的多维度,现代性。即使反思历史,如《革命者》《雨花台》《忠诚与背叛》等,从历史事件,革命进程中,描绘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节、人格力量、初心担当。历史感与现代意识,相得益彰,形成作品的硬核,让旧老题材创化新意。
第三,描绘英雄精神和典型力量。英雄形象,典型精神,在有些报告纪实作品中被弱化,特别是描绘健在人物,活的典型,有既定框框,导致人物形象单一,面貌难得可爱,书写各类典型,还要避开报章媒体的既有宣传。何建明知难而上,通过人物事迹挖掘,从平凡而伟大,简单却崇高的对比中,写典型精神风采,写熟悉的陌生化形象。他写“山神”黄大发,一位在悬崖绝壁上为村民建造生命大道,一位变不可能为可能的“高山路神”,几十年矢志不渝,其生动的现场,鲜活的人物,精彩对话,体验式的文本感受,再现了英雄壮举,人物形象可敬可亲。有些以事件为主的作品,刻画群体形象,也注重典型化,见微知著。《浦东史诗》中,因为在海上施工,几位蜗居小小趸船,生活了十多个日夜的青年才俊,艰辛忘我,担当责任,青春活力,生动感人,成为作品大背景中一个亮点,窥斑见豹。
“天机云锦用在我。”作为一个成熟作家,何建明构思讲究,文心舒放,落笔成文,力求做到最好的自我。一是,丰富的细节,诗化的提炼。何建明写《落泪是金》,采访上百人次,一个人物的采访来回十多趟。有的作品,史料搜集要查阅数十本资料。他注重故事背景的开阔,和细节的诗意提炼。他写党史,写南京大屠杀事件,集研究与采访的双重体验,一些过去时的人物、事件,有当下现场勾勒,增进文本的鲜活与可信度。二是讲求艺术表现的杂糅,文意开阔,注重意象。作品中的人物、历史、事件,形成特别的情节链,在描写中赋予了相关的文学意象。《浦东史诗》中,上海入海口远行人的展望,以及关于上海之名从名词变动宾词组的诗意诠释;《流的金,流的情》中,双流城市的民生经济与人文精神的双重擘画;《山神》中的平民情感,英雄精神,山神气魄;德清的山水景观与美丽乡村展现的人文画图等等,寄寓作家的诗意情怀,也是作品整体构思的文本伸延。三是,语言散文化韵味,情节展现上辩证互动。散文化不是某些纪实文学中的凭空虚构,人为加码,而是理性的渲染与点缀,是对作品内涵的文学加持。在《上海表情》中,写疫情下的上海,住地空院的一只流浪猫,是疫情中可爱风景,灵性动物与紧张的疫情,形成对照,“上海表情”,丰富多彩。写双流城市的社会变化,民生日常,偶遇晒太阳的百岁老太,笑谈对话,成为书中两千多字的章节,护生尊老,民间世情,小小镜头,可见一斑。再是,注重故事情节的辩证运用,从不同对比中,增强题旨内涵张力。人物故事,场景背景,有抽象的叙述,也有具象的描绘;写过往闪回当下,在远的背景上回述,又与近的场景关联。写人记事,说理抒怀,借鉴散文化语言,摇曳多变,视角转换灵动。报告纪实,曾被认为是大散文的一支,渗透作家情怀,从心中流出的文字,或者说,见知识见情怀见性情的作品,无论是什么体裁样式,打上了作家印记,有意味、有风格,见筋骨,是读者欢迎而眼下不多见的。何建明的纪实文学,让我们有了这样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