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图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的代表作之一《海边》全书开篇伊始便是年过六旬的落魄商人萨利赫·奥马尔从东非的桑给巴尔流落到英国的情景，多年的牢狱之灾使他身心俱疲，此刻他的感受是：“来到这里生活，仿佛关上了一扇狭窄的门，再打开了另一扇门，面向宽阔的广场。在黑暗中，我失去了空间感，而就在混沌之中，我更切实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更清晰地听到了各种声音，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
      
       主人公这一空间上的恍惚错位感，与其不无荒诞的生存境遇密不可分。在此人们会联想到法国作家萨特《厌恶》中的洛丁根，在布城无所事事地逛荡了数年后，他顿时感悟到了周围司空见惯的诸多现象中蕴含着巨大的悖谬与荒诞：“存在突然揭开了面幕。它失掉它那种属于抽象范畴的无害的外貌：它是事物的肉浆……现在只剩下一堆柔软、怪模怪样的形体，乱七八糟，赤裸裸——一种可怕和猥亵的赤裸。”
      
       奥马尔是个普通的商人，他自然不会像沉迷于旅行、历史研究中的洛丁根那样专注于哲学思考。但作为一个逃离生活了60多年故土的离散者，他确确实实感到了一己生活中密布的难以理喻的乖戾与残酷。他后半生的不幸源于一个来无影无去踪、近乎骗子的商人侯赛因，他向奥马尔借钱，用拉蒂夫父亲舍尔邦的房产抵押借款协议作担保，日后侯赛因人间蒸发，奥马尔依照合同将拉蒂夫家的房产收入囊中，由此埋下了祸根。在桑给巴尔独立后的动乱岁月中，拉蒂夫母亲窜通其位居高位的情人诬陷奥马尔诈取房产，将他送入监狱。奥马尔出狱后，故土在他眼里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便变卖家产，逃往英国。萨特笔下的洛丁根尽管思索的深度远胜奥马尔，但相形之下他的经历实在是苍白贫弱。
      
       广袤神秘的非洲大陆，在近世文学中早已不是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写于20世纪初叶的《黑暗的心》因其诸多情节元素日后被大导演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借用而愈加名声远播。莽莽的热带原始丛林中，库尔兹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的侵扰在非洲腹地上切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创口,但他还把自己打造成让土著黑人感恩膜拜的神灵。这部作品通过船长马洛的视角展开叙述，局外人的声音成了话语的主宰，原住民的心声湮没在荒野上酷烈的阳光与湿热的雾霭中。由于库尔兹的形象被恶魔化了，整部作品散发出浓郁的象征寓意色彩。出生在加勒比海的奈保尔的《海湾》也是一部非洲题材的作品。主人公萨林姆是一个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商人，他和古尔纳笔下的人物一样，生活在非洲东海岸，但其情节线索主要围绕萨林姆到非洲内陆接手一家商铺后的遭遇展开，政治的动乱、无休止的杀戮与形形色色的暴力让他陷于难以自拔的绝境。与康拉德一样，奈保尔本人并没有多少非洲生活的实际经验，他采用的也是奇观化的展示手法，当地居民真实的生活情状与心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
      
       正是在这一点上，古尔纳显得卓尔不群。作为生活在非洲东海岸阿拉伯裔穆斯林的后代，他在众多小说中的叙述视角并不是外来的殖民者或猎奇的观光客，而是像他本人那样的土生土长的居民。《天堂》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全书从男孩优素福的视角缓缓展开。从体裁样式上看，它是一部近乎标准的“成长小说”：优素福被父亲抵押给商人阿齐兹偿还债务，在陌生的异地中目睹诡谲复杂的世情，并在随商队远行的劳作中亲历生存的艰辛。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他的内在精神日趋成熟、饱满，开始思忖、寻觅人生的意义。德国殖民者的侵扰是优素福成长背景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天堂》这部作品的主旨并不在刻意凸现土著居民与殖民者的冲突和其他政治意味浓重的历史事件。人们在古尔纳的作品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悖论，即人物具体生活情状的描绘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模糊化处理奇特地结合为一体。《天堂》的结尾，优素福为了逃离沉滞的生存环境，毅然听从内心的声音，投奔路过的德国军队。从政治角度看这一选择并不明智，但从优素福个人的精神蜕变历程着眼，则是他必然迈出的破茧之举。
      
       用蒋晖先生的说法，古尔纳的作品通过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东非社会历史演变的再想象，展现出的是某种类似于19世纪末欧洲“世纪末”文学的美学风貌：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在异化、荒诞意味十足的现实中踽踽独行，他们失去了固定的家园与身份，流散到世界各个角落，支离破碎的回忆常常成为其维系生存的精神依傍。他的近作《来世》中的伊利亚斯早年被德军拐走，返乡后父亲早已离世，而哈姆扎也是懵懂间加入了德国军队：他们俩从军后的经历可以被视为《天堂》中优素福命运的续篇。
      
       “离散”这一词语将千千万万的生离死别、无所归依的飘泊、寄人篱下的惶恐浓缩集聚，涵盖了一个踯躅于迁徙途中的庞大群体的命运，也正因为它具有如此高强度的概括性，林林总总个体生命鲜活的体验被抹去了独特的身姿与轮廓，默默无闻地沉落在浩瀚的历史浪潮的深处。而让古尔纳深感不安的是各种风行的宏大历史叙述加剧了这一倾向，“一种新的、简化的历史正在构建中，改变甚至抹除实际发生的事件，将其重组，以适应当下的真理。”因此，写作在他眼里被赋予了抵制简化、反抗遗忘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在他移居英国多年后重返故里时感受得尤为鲜明：“我有必要努力保存那种记忆，书写那里有过什么，找回人们赖以生活，并借此认识自我的那些时刻与故事。”不难发现，在古尔纳的作品中，尽管充斥着离散者游走于各种文化夹缝间的种种窘迫艰辛，但画面并不是粹然的黑色，不经意间作者会流露出些许温情，最典型的莫过于《来世》中对哈姆扎命运的描写。他从战场上归来后身心俱疲，那时遇见了心上人阿菲娅，两人冲破种种障碍结成伉俪。尽管阿菲娅的哥哥伊利亚斯一去不复返，辗转各地，最后死于纳粹的集中营，但哈姆扎历经磨难，还是与妻子幸福地生活地一起。这无疑是作品在凄苦的底色中流露出的几许暖意，古尔纳坚信，“写作还必须提示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冷酷专横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什么让看似无足轻重的人能够不顾他人的鄙夷而保持自信”，“而那样的视角给脆弱与软弱、残酷中的温柔，还有从意想不到的源泉中涌现善良的能力全都留出了空间。”大半个世纪前，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结尾写道，“他们在苦熬”。它在此发出了回音——人类在苦难命运中持续的搏斗与不灭的希望。这是古尔纳文本深处的意蕴，也是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