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作为徐树铮（1880—1925）之子的徐道邻（1906—1973），自然是有一些英武气息的。他的经历也颇有趣，1924—1931年间留德，其间于1925年底短暂归国一阵，后长居南京，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颇重要的角色。
      
       在留德期间，徐道邻与姚从吾、蒋复璁等友善，是柏林学人圈里的一号人物。他曾为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第1卷写书评，认为写一部非儒家的中国历史是不可能的。徐道邻与汉学家卫礼贤、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父子关系也很不错，这不仅表现在他日后与卫德明保持了长期交往，而且也体现在他的德文发表上。譬如在1929—1933年，仅在《汉学》（Sinica）杂志，徐道邻就发表了28篇文章，有论文、译文、书评等。他还在《政治杂志》《公法档案》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成为德国学术场域里颇为活跃的“华人存在”。这样的精彩表现，当然是值得留学史研究关注的内容，同时也是文化交流史与知识史的特殊现象，因为一般而言，以一部博士论文档案留名的还是大多数，像此类大量发表者，除了王光祈这样留德长居且以笔为业的近乎职业写作者，则并不算多见。留德学人的德语写作其实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话题。
      
       卫美懿（Salome Wilhelm，1879—1958）曾颇为详细地记述了1927年家庭圣诞聚会的情况，其中就有“中国学院新任中方教师”丁文渊与“作为法学青年中国学生”的徐道邻。徐道邻是卫家熟悉的中国友人之一。1928年，卫礼贤夫妇“为了庆祝中国的八月十五中秋节，9月29日原计划与中国学院的同事们一同举办的活动，不得不因为恶劣天气而从卫家改到寓所举行。礼贤还邀请了歌德博物馆馆长恩斯特·博伊特勒和他的妻子。咖喱餐后，人们朗读了中国诗歌和童话，卫家的中国朋友徐道邻吹奏了中国长笛”。博伊特勒（Ernst Beutler，1885—1960）是法兰克福的歌德博物馆馆长，对歌德故居与歌德博物馆的情况了解甚详，同时也是一位有研究立场的歌德学者，由此可略见卫礼贤对歌德的重视以及歌德在中德文化交流里扮演的不可替代的符号性角色。而徐道邻等中国留学生也很有可能与博氏、卫礼贤等探讨了与歌德相关的话题。
      
       1927—1930年，徐道邻与卫礼贤保持了三年的经常性联系。卫德明在卫礼贤去世后曾邀请徐道邻代表中方作悼词，但徐道邻却推荐张君劢（或丁文渊），这显示了他的谦逊有礼和知其所止，诚如他所坦言：“尽管我充满对你父亲的崇敬和挚爱，可我认为我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以至于无法完全地评价和赞赏他。”确实，此际的徐道邻不过二十四岁的青年，虽然才华横溢，但毕竟积学尚浅，对于卫礼贤庞博深广的知识与精神世界，相比之下，已留德多年且与卫礼贤相交颇笃的张君劢无疑是更为适合的致辞者，他后来称：“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卫礼贤不是文化研究者，而是一个文化经历者，一个文化领会者。”
      
       徐道邻与卫德明是同辈挚友，相交颇密，且可谓相知甚深。所以，当《华裔学志》（Monumenta Sinica）为卫德明65周岁出版纪念专刊之际，徐道邻撰文《孔子“五伦关系”的神话》参与，而且其所作诗手迹被置于扉页：
      
       承平年少文相亲，霜鬓重逢万里身。不意半生常作客，于今岁暮更为邻。无双经术推叔重，十月湖山似晚春。莫向新亭怜独鹤，桃源尚有未归人。并有附言“用元微之酬乐天韵赠德明学长兄 道邻呈草”。
      
       徐道邻最留名青史的或许就是“替父报仇”，他为了给徐树铮一雪被杀之深仇大恨，不惜与位高权重的冯玉祥、张之江等对簿公堂，求取公道。尽管徐道邻谋划深久，但终究不能得偿所愿，可这种既执守古代国人节义传统、又遵循现代社会法制原理的英雄气象是令人敬佩的，可以说他虽然学法从政，但真是有“侠者气节”的。诚如他之自述：“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伸冤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对于我，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冯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谈报仇？想要报仇，必须努力向上，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地位，然后才能作此想。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先拿报仇的精神去读书。等书读好了，再拿读书的精神去做事；等做事有点成就，再拿做事的精神去报仇!”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见出徐道邻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路径，以及心思缜密、精神坚毅的性格特征，很能体现那代精英分子的磅礴之处。
      
       清民之际留德以法学为专业者不算太多，这与留日者多选择法政专业恰成反比。获得博士学位者就更是寥寥，如马德润（1881—1937）、廖尚果（1893—1959，即青主）、陈蜀琼（1910—？，音译）等。徐道邻应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留德时在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斯麦恩德（Rudolf Smend，1882—1975）著有《国家法论集和其他论文》等。徐道邻的博士论文题为《宪法的变迁》（Die Verfassungswandlung），答辩次年即由德国学界著名的德古意特出版社正式出版，可谓出手不凡。1930年代由中德学会组织翻译的《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译者基本是本领域的翘楚，其中所收海曼（Ernst Heymann）《法学》一文即徐道邻所译，可见其专业地位是得到认可的。
      
       徐道邻曾研究过德国纳粹党的理论问题，他认为：“国社党的理论，无论地要比法西斯的理论，要有根据有系统的多。但是我们细看他们的二十五点党纲，和德国目前现状，就知道他们的理论和行动，仍然是两件事。”一般就国人的理解而言，往往将法西斯、纳粹、国社党等混为一谈，其实不但在学理上有基本区分，而且在实践中同样不宜完全混为一谈，徐道邻的见地无疑是建立在对德语材料和德国国情的细读认知基础之上，所以其论断是值得重视的。这当然与徐道邻的究心时务且对德国时事状况之关注有关，其中既有对政治人物的考察，譬如对希特勒上台后的分析，也有对德国在华情况的了解，譬如他曾根据德语出版的《东亚周刊》（Ostasiatische Rundschau）关注德国在东三省的贸易情况。
      
       徐道邻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法学，其考量则主要仍不脱其时代背景，在徐道邻看来：“我国积弱者近百年，其原因固在于科学不发达，而尤病于政治太落后。而人民之政治程度如何，则又全视其守法之精神为断。我国之汉唐，普鲁士之建国，日本之明治维新，方其国势发扬之顷，盖无不有全国上下守法精神为之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在艰苦抗战时代之重庆，撰作《唐律通论》，并主张国人都读一读《唐律疏议》。他将历史上的盛唐时代视为背景，甚至将法律作为一种观察文化的制度之镜，努力把握的则是华夏民族的来龙去脉。在徐道邻看来，中国法律制度“和很多的其他文化系统不同，它始终维持了非常高度的纯一性（Homogeneity），它所受异族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所以在中国许多文化产物中，都有各种时期或朝代的特色，而中国的法律系统，是始终维持其一贯性的。”这无疑是卓见，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的制度层面的核心领域，即法律制度的“渐常”功用和意义。后辈法学家称徐道邻如惊鸿一瞥的“彗星”，在西方学界合编的英文版《中国法律传统论文集》的扉页上也题写着：“本书专门纪念徐道邻（1906—1973），一位以其三种语言之著作促进了我们对伟大传统之理解的杰出的中国法律史学家。”由此可见，徐道邻以其虽非完全职业性的，但却是高水平的论著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相当数量的人物早年治学，但日后转就他业，但至今我们翻读他们的作品，仍能获得启迪，这就是学术的意义所在。
      
       徐道邻显然是既有才情，又有学问；既可行动，又不乏思想的人。他作诗云：
      
       落拓江湖亦可哀，尚余残墨逞雄才；老妻渡海情偏厚，壮士弹铗志欲灰。定以文章成大业，讵与野马同尘埃；柳须桃眼撩人甚，啼鸟声中春又回。（《和佛观》）
      
       他不仅能作古诗，也能填词：
      
       劝君莫去，莫去无人处，西出阳关十里。空剩有，长亭树。明朝归宛路，江头秋正暮，此际黯愁多少。似落叶，浑无数。（《梦玉词·霜天晓角》）很有古人的余韵，让人不仅想起李白的那首《忆秦娥·箫声咽》，颇有即便是“崔颢题诗在上头”，也不妨“千载之下再唱和”的感慨。
      
       还有这首也很好：
      
       秋色动离人，又是一年漂泊，何故英雄心事，总年年虚约。胡天蓦地起征尘，短剑生徵吷，怕听荒鸡不寐，仰临窗寒月。（《梦玉词·好事近》）
      
       徐道邻虽是文人，但似乎与生俱来一股英雄气，这一点也不落痕迹地表现在他的为人为文为学上。
      
       我想徐道邻之所以重要，是值得为我们所打捞的“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乃至“文化史上的游隐者”，不仅是因为他散落在历史烟尘中的才华与不遇，而且更是在这种生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仁义而已”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气质与精神。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他也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他虽不过柔弱书生，其行为方式却当得壮烈豪迈，因为其“以法为剑”“砺而不辱”的立场与坚持，表现出一个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境界。
      
       1946年，徐道邻应丁文渊（1897—1957）之邀，出任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早在留德时代，他们就曾“并肩作战”。这位“现代英雄”在报仇不得的背景下，终于迈上了职业的学术之路，之后辗转于各大学任教。挚友端木恺（1903—1987）称徐道邻“寂寞一生，从未得意”。以徐道邻的天赋学养心气，可谓“蛟龙岂是池中物”。心高气傲、才华横溢如朱偰，都佩服徐道邻是当时留德同学中德文较好，且可写作兼讲演者；他们三个（还有张樑任）乃在“九一八”后遍访柏林各界，希望其支援中国抗战。三人合作编辑了《中日关系编年——附条约文本、文件和地图的资料集》，出版者署名为“在德华人保卫祖国联盟”（或即为“旅德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
      
       “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就大多数人说来，恐怕多少不免是在一种摸索之中。许多居高位、享盛名、身家百万的人，受着无数人的羡慕，但是他们自己呢，却有许许多多解脱不开的烦恼。有时候觉得生命十分空虚，恨不得来一颗原子炸弹把整个世界都毁了干净才好。在他们温静有礼的表面之下，却隐藏着许多厌憎和毁灭的思想。那些在名利途上竞进的人，环顾左右，也常有这种自己也弄不清楚的破坏的愿望。倒不如那些满腔热诚，赤手空拳要在瓦砾堆上重建家园的人，有着衷心的快乐。他们对于今日的自我，今日的社会，有兴趣和勇气来加以改造，同时，对于将来的自我和社会，同样的有着热烈的希望和信心。”这段论述，仿佛平淡无奇，但却颇可管中窥豹，见出徐道邻深刻的思想与高尚的品格，一方面对于那些高位者“一体二魂”的洞察入骨，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人类未来的忧思与筹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后人评价徐道邻谓“哲人已逝，典范永存”，或许也并不完全是夸饰应景之词，今天我们还是可以不断回到徐氏学术与思想库中去寻觅开掘有益的资源，就如其所言：“人生是一种创造，是一种富于选择性的奋斗！”徐道邻不但敏于言，也锐于行，他的生命史历程虽然算不得叱咤风云，他的身体甚至始终伴有疾症，但却自蕴一股与天地九州共鸣之豪情，说其是“一帆开济英雄气”，或许并不夸张。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