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欣祺
假如电影成为文化遗产,电影人成为非遗传承人,你希望谁的名字可以载入史册?近日上线的短片《地球最后的导演》就这个魔幻的话题展开了科幻的讨论。影片的最大亮点,无疑是未来世界中仅存的电影人——贾樟柯与宁浩两位导演,介于现实与艺术之间的“本色”互动。
贾樟柯与宁浩同为山西人,但除了老乡的身份外,我们很难找出两人的共性。贾樟柯习惯被贴上“文艺片导演”的标签,而宁浩在商业片领域独树一帜;贾樟柯斩获多项国际电影大奖,而宁浩深得本土市场垂青;贾樟柯的电影切中小人物在大时代的痛点,悠长的情节中弥散着发人深省的严肃悲剧气息,宁浩的电影则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将小人物的缺点巧妙杂糅,在精炼的篇幅内填塞着热闹喧嚣的荒诞喜剧色彩。
短片既以如此反差的两人为主角,必定不会忽视这些标签。比如在2065年,贾樟柯住在宽敞舒适的公寓里,而宁浩的生活条件相对落魄,这显然是对文艺片、商业片以盈利能力为分野的一种颠覆戏谑。本片导演,以及片中的两名导演,都已对这些名声头衔了然于胸,故而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表达自嘲。
在角色刻画上,如果停留在以标签为梗的层面,便似乎过于肤浅,颇有串场玩票儿的意味。因此,本片有意识地通过设置桥段,让贾樟柯塑造的“贾樟柯”、宁浩扮演的“宁浩”,试着摆脱方言、标签的外在束缚,趋近两人的真实个性。
比如在和面的场景中,机器人坚持面粉与水的“黄金比例”,而贾樟柯则执拗地在面粉中多加水。这一幕与影片开头他在演示拍摄时被喊停正好形成对比。他的妥协与不妥协,何尝不是一个导演的宣言:你们可以不理解我的审美,甚至可以对我的作品无精打采,但绝不可以用公式化的审美来同化我。
与之相比,宁浩则圆融许多。他在田里抓了一伙偷菜的小毛孩,凶神恶煞地把他们请到家里吃瓜,最后还有模有样地上起了表演课。这出反转剧情也恰符合其粗中带细的本色。宁浩的出道作品《香火》有着浓郁的故乡气息和悲剧色彩,让人不禁联想贾樟柯的处女作《小武》。但他并没有沿着这条路偏执地走下去,而是更精明地转向娱乐市场,缔造了票房传奇——“疯狂”系列。在不同题材间游走的鬼才宁浩,并不能一刀切地划为商业片导演,他只是时不时地收起文艺的架子,露出狡黠的微笑。
可惜的是,短片对两位导演个人形象的刻画也仅限于以上桥段的浅尝辄止,更未展开两个风格迥异的电影人对行业未来的各自思考。不论是推进抢救室前留下的那句“电影死不了,我们也挂不了”,还是片尾两人共同回顾火车进站的画面,喻意“最后的导演致敬最初的电影”,本片只是给出一个口号式的答案。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旁观者,借由短片中细枝末节的电影元素,透过两位导演的个人视角,对这个话题置喙一评。
在短片假设的世界观中,电影并不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只是广义娱乐的一种具体表现,与话剧、摇滚一样,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沦为过气乃至濒临绝种的娱乐形式。放诸人类演进史,其重要性甚至低于家畜的人工繁殖。
诚然,今天的电影早已不是“火车进站式”的纪录片,而具备相当丰富的娱乐属性。宁浩就是那个可以让观众开心的人。他认准了电影的娱乐性并将其推向极致。在“疯狂”系列中,没有反复的说教,没有深刻的哲理,它们不是构筑精巧的迷宫,诱导观众主动思考解密,而更像是巨型的滑梯,观众只需要从高处下滑的原动力,就能跟随轨道的走向,一路尖叫滑到终点。
所以当心灵疲惫的人们看倦寓意式的影片时,宁浩,当然更有其致敬的盖·里奇,以纯粹的娱乐精神给电影行业注入新生。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科技手段将电影进行何种形式的改造甚至颠覆,娱乐始终是人类社会除生活所需之外的精神寄托,也终究会以各种面目得到传承延续。
当然,电影也远不止娱乐的单一属性。于贾樟柯而言,电影的娱乐性让步于真实性。不过他所谓的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而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他的许多作品,虽然看上去都在宣介老家山西,诉说他记忆中的小城故事,但串联人物关系、影响情节发展的内生要素,却真实而普遍地存在着。与其说他钟情于故乡的山水,不如说他以汾阳为画布描摹每个人心中的故乡;与其说他刻意塑造悲情的小角色,不如说他试图传递边缘人群的卑微共性。
所以即便是在科技手段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我相信“贾樟柯式”的创作者依然且理应“幸存”。科技文明的进步并不会一帆风顺,有时也必然会产生阵痛,而平凡的个体在文明演进中所处的位置、所表现出的生活百态,需要有人记录,需要有人倾诉,更需要让人铭记。贾樟柯,正是那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回到短片提出的问题:电影会不会死?这个问题我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超想象,也许在2065年,这门艺术早已经成为长辈们的童年回忆。但我并不认为电影所承载的某种特质会随技术迭代而消亡,也不认为传递这种特质的文艺创作者会在文明前进的行列中落伍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