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阿明
      
       美国总统拜登自今年1月上台以来，继续将印太地区置于其外交的前沿和核心，延续了前任的“印太战略”。这一年来，美国及其盟友在推进“印太战略”方面更加激进，对地区和国际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变身“四国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固定化、全覆盖的合作网络，在推进“印太战略”中发挥支柱作用。今年3月，美日印澳举行了首次领导人线上峰会，9月又进行了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强调对于实现所谓“自由与开放印太”的“坚定承诺”，并以一年一度的峰会和外长会议、经常性的高官会议，以及工作组来培养合作习惯、产生合作成果。
      
       今年，美日印澳共同参加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分别在西太平洋和孟加拉湾举行。四国还把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拓展到了涵盖气候变化、关键和新兴技术合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网络空间合作、教育和人文合作等几乎所有领域，并于3月发起了“四国疫苗伙伴关系”，在医疗技术和疫苗供应方面进行合作。
      
       其次，将更多域外国家引入印太地区。9月，美英澳三国首脑宣布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其目的在于在印太地区加强全面的防务和安全合作、深化信息和技术分享、增加彼此的安防能力。AUKUS建立后第一个举措就是帮助澳大利亚海军获得核动力潜艇，并在三国协调下，提升投放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将印太地区海上力量均势推向于美有利的方向。
      
       AUKUS引入了英国这个印太地区的域外国家，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印太军事小集团”。在美国的带动下，今年G7峰会和北约峰会都史无前例地关注印太地区。
      
       第三，构建“印太经济框架”和技术伙伴关系。“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短板。为了不被排除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势之外，10月，拜登宣布将与伙伴国家一起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确立在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与技术标准、供应链安全、低碳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劳工标准等方面的“共同目标”，并将于明年初开始谈判。“印太经济框架”将成为美国在经济上接触地区国家的主要手段。同时，在新兴科技和技术标准方面，美国也在5G、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的伙伴关系。
      
       第四，重点明确地重构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12月27日，拜登签署了《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不仅包括71亿美元的“太平洋威慑计划”，进一步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法案还专门表达了国会对于我国台湾地区防务的立场，例如要求国防部制订计划帮助“台湾提升不对称防御能力”、建议邀台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的合作等等。台湾海峡仍然是美国印太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版“印太战略”更加直白地强调中美竞争，把目标对准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上台伊始，拜登就称美国将与中国进行“极限竞争”，意指将采用除冲突外的所有手段对抗中国。3月，白宫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15次提及中国，从体制、实力、科技、贸易、规则设定等多方面强调中国的“威胁”和“挑战”，重申美国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由此可见，2021年美国“印太战略”频频展露新动向，且朝着更具针对性、更加小集团化、竞争和对抗性更加明显的方向发展，印太地区的未来笼罩在不确定的氛围之中。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决定印太地区未来的不是美国，地区内的国家对这片“我们生活的家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印太是一个广阔的区域，涵盖了具有不同政治制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文化、历史和宗教的众多国家，对于印太地区的未来，它们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旁观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决定者。无论是以单一价值观为基础的合作，还是以对抗为目的的“结盟”，抑或是将地区分裂为敌对阵营的企图，都不会得到区域内绝大部分国家的支持。在新的一年里，地区国家必将更清醒地意识到，以促进经济繁荣为目的加强地区联通和多边合作，才符合地区内所有国家共同利益，也才能塑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印太地区。（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