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与过去不同的是，面对压力，微观政策的取向是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在当下，充分认识企业家精神的主体特质，对于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着特殊的积极作用。
      
       在经济学文献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往往是一个意思，英文通常都用entrepreneurship。由此亦可见，人们更关注的是企业家的精神层面。有人说过，每个人都可能有企业家精神。这里，企业家精神是指冒险精神，愿意为试错失败承担责任。于是，每个人，或者官员、学者都可能有企业家精神方面的差别。这是一般意义上，亦即广义的企业家精神。我们还是希望把企业家精神与主体即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这个群体的意义上讨论企业家精神及其主体特质。笔者以为，企业家精神的主体特质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超理性动机，理想主义和正义感。
      
       所谓理性动机，简言之，就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即人的最大化效用的经济行为假设。已有学者指出，仅仅以一个最大化效用的行为假设，不足以解释纷繁复杂的人类经济行为。这里述及理性动机，仅为了讨论创业创新和企业家的超理性动机。《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的两位作者是浸淫硅谷多年的投资人。根据他们的观察，将理性动机作为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假设是完全不靠谱的。他们说，“在对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人类行为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新阐述时，我们质疑经济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些基本假设。”这里的基本假设就包括理性人假设。作者说，雨林模式是新古典经济研究的“对手学科”。雨林理论驳斥了这样的观念，即在私利的理性追求达到最大时，经济生产力是最高的。他们认为，创业创新行为需要个人超越短期个人利益，并关注于长期共赢。这就是超理性动机。创业者和企业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超理性动机的行为特征；他们中的成功者，一定是出于超理性动机，在做他们的创业创新事业。如果要给超理性动机一个经济学解释，那就是，创业创新无法量化估计其最大化效用，所以，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群体，在不可预期其行为的最大化效用时，也愿意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黑格尔曾言，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政治家一定是因为胸怀天下的理想信念，并为之奋斗，才能为国家和人民成就一番事业。科学家一定是怀揣着一个梦想，坚持、坚韧地执着追求，才有可能完成一个或多个科学发现，最终造福于人民。对作为小众群体的企业家而言，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创新，需要理想主义的坚守。惟其如此，企业家才有可能发现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发现的市场，才有可能以最低的成本将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社会创造财富、就业和税收。危中有机，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理想。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在困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有人将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区分企业家和企业主的一个标识，有一定的道理。但企业家一定是因为有着强烈的正义感，才能够长久地、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一时地、被动地承担些许社会责任不难，难的是将这种行为融入企业的发展，持续地为社会做出额外的贡献。这就是企业家的正义感在起作用。我们现在说的第三次分配，就是以企业家自愿参与，以慈善事业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一种分配机制。第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它的核心是公益、慈善、责任心。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家的价值观亦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在共同富裕的愿景下，企业家们可以大有作为。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力，是稳中求进的重要举措。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