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纯一
      
       11月1日至14日，上海图书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大展”。此次唐碑大展有65件（组）碑帖善本亮相，多为国家一、二级文物，其中有镇馆之宝吴湖帆旧藏宋拓《四欧宝笈》，以及宋拓《虞恭公温彦博碑》清内府本、宋刻宋拓《大字麻姑山仙坛记》、宋拓《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等等，且以16个8米长的展柜，尽可能地将这些珍稀碑帖展开，令观者大饱眼福。
      
       上海图书馆藏碑帖25万件，其数量与质量国内领先。1950年代，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认定其中144件为国家一、二级文物，今天，在仲威的整理发现下，馆藏善本的数目已达3000件，其中一、二级文物近1000件，尤以宋拓唐碑、明拓汉碑和宋代法帖为特色。在此次唐碑大展之后，上图还将陆续推出汉碑和宋帖大展。
      
       近日，本报采访了策展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仲威，请他谈谈今天的碑帖收藏与研究。
      
       全形拓是“糖衣炮弹”，铭文才是主角
      
       文汇报：您一直强调以文物价值来引领碑帖收藏，讲求器物本身的珍贵、看重铭文。然而今天大家对美术史的看法不一样了，可能对其他资料更感兴趣，像全形拓、碑额和图案。对考古的看法也有不同，以现代考古科学为本位，是摆脱史料、不求证经补史的。今天新的学科潮流，对碑帖收藏和研究有影响吗？
      
       仲威：实际上我最初也不反对图案。我进图书馆第一天，看到两件东西——正好有个外国代表团来访，给他们展示的一个就是吴湖帆的《四欧宝笈》，一个是昭陵六骏的全形拓。六匹马，像床单一样大。我一看，哇！这个喜欢，栩栩如生，民国时候李月溪的拓本，相当震撼。但我们这次唐碑展，不会放这件东西。这件肯定受欢迎，但和我理念有违——这不是真东西，它是一种“拓画”，不是直接从昭陵六骏上拓下来的。宋拓本为什么珍贵？那是因为在宋代和这块石头有过一次亲密接触，碑帖的珍贵离不开这个文物。
      
       还有一点，历朝历代受限于经济条件，为了省纸，碑额、题名都不拓，碑额边上的龙首，更是不会拓。实际上对图案的推崇是从黄易发现武梁祠开始的，后来还有陈介祺藏君车画像。但这些还是有铭文的，古人还是看重上面有汉代人的字，有汉代人的信息。然而我们现在到徐州博物馆、南阳博物馆看到的那些汉画像石都是没有铭文的。当然，从美术角度来说，研究这些图像肯定是对的，它们把汉代的影像、服饰、礼节、生活状况保留了下来。
      
       但这个和我们碑帖收藏有点不搭界。美术史研究者从宗教方面、从经济方面去考量，这都是对的。考古也是。一个汉墓做发掘，当然要考证里面的人，考证这些图案，因为现在也只有这些图案信息了。但这不是我们的本职。从传统的收藏氛围来说，图案是后起的。我的看法是，如果确证是南阳出土的汉画石，非常精美，题题也无妨，但普通人甚至某些书法名家都不辨真假，就因为这些东西便宜、易得而往上题，这就造成垃圾了。我反对的是这个。这么下去的话，这二十年里会生产出一大批金石垃圾。
      
       文汇报：古人是如何判断碑帖的上品中品下品的呢？
      
       仲威：宋拓本唐碑，明拓本汉碑，这些永远是主流的经典。在古人这里，铭文是主角。今天的人，因为铭文内容感动不了他，他不识这个东西，就不重视。今人能够欣赏的就是视觉的美。当然我觉得全形拓是好事情，但应该让它做一个“糖衣炮弹”，让人家进来，喜欢，吃一口，然后越来越深入。
      
       我想要把我知道的古人的价值观，应该怎么鉴赏收藏，告诉大家。本末不能倒置，不能没有游戏规则。我们就应该保守一些，传统一些。就像唱京戏一样，我唱梅派就要像梅派。这个领域不是搞发明创造的。创新应该放在搞芯片上。行当不一样。
      
       从我们馆藏的文物上，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这些碑帖成为文物、成为艺术品之后，清代到民国初期的人是怎么收藏的，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哪些东西当成宝贝。而且会看到，这些都是般配的，一流的东西都有一流的人去题跋。
      
       本来，中国文物收藏里面，最有声望的人收藏青铜器，然后是古籍碑帖，其次才是书画瓷器各色杂件。现在我们全反过来了，玩小铜板也以为是宝，把钟鼎大器给忽视了，这是刻画无盐、唐突西子了；把晚近整幅拓片当成主流，还以为自己是在象牙塔的顶端。拍卖行的文物标准几乎是富商决定的，从民国开始就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原来的收藏群体消失了。现在真的有很多误区盲区，如果是这么收藏下去，只会走下坡路。
      
       公藏机构应该大量购买新出土的墓志
      
       文汇报：实际上，今天只有您这样的公藏机构的研究者才有机会和如此之多的碑帖善本朝夕相处，之前的收藏大家也没有这样看到全貌的机会。您觉得相较于前辈收藏和研究者，今天能做、应该做的工作是哪些？
      
       仲威：和前辈比起来，我有“金”这方面的努力。这几年我开始关注青铜器，对铭文和全形拓都做了工作，出版《纸上金石》《纸上吉金》这些书。我尽我的最大能力，也得益于这个库房，真的是很幸运。我叫人家帮我刻了一方章，仿康有为所称引的“艺舟双楫”，叫“金石双楫”。
      
       如果用四个字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金石书画。而这五千年文化，以石鼓文为中点。之前2500年是甲骨青铜。现在的书法家认得曹全碑、张迁碑，但前面的虢季子白盘、大盂鼎、大克鼎上的铭文，都不认识。如果他们能辨认出上面的铭文是西周晚期还是西周早期的，那说明我们的书法教育就对了。书法史是五千年的书法史。所谓金石，我们现在还不够重视“金”，只做了一半。
      
       我不是搞古文字的，也不是做史学的。碑帖的研究有很多面向。如果说要研究里面的史料，对唐代的史料有所发现，用不上我们这批馆藏。这批最珍贵的东西，在历朝文献里早已有文本。我作为图书馆的研究人员，最大的本职工作还是揭示我们上海图书馆的文物珍贵性，为上图发现一些国宝。
      
       文汇报：国宝级藏品已经入公藏机构。不过您之前提到工薪阶层也可以通过正确的收藏理念，通过大量的研究，来实现善本收藏：收藏汉魏名品，讲究版本，还要注重名家题跋。今天，此类流通于市场的名品还多吗？最近几年上图有没有买过什么新的东西？
      
       仲威：95%的好东西都在公藏单位了。碑帖为什么现在市场那么小众，价格不贵，就是因为没有重量级的东西，没有像上海博物馆购藏安思远《淳化阁帖》这样轰动的事件。如果重量级艺术品留在民间，到今天上拍，对碑帖市场会是一剂强心针。
      
       碑帖的复兴需要一个过程。民间的好东西能够提高大家的水平，而且这样状态下的善本，是活着的。假设一百年前，吴湖帆《四欧宝笈》早早进入公藏，就没有这么漂亮了。吴湖帆把它装帧，从26岁到50多岁，请上海文化界学术界的众多名流题跋，自己又画画，所以这个文物是活的。如果当时进藏，这件东西很单薄，不会成为中国碑帖收藏史上的标志性文物——如果碑帖只留一件，就是《四欧宝笈》。吴湖帆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继承者，这些都是他自己玩出来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行家。
      
       所以到了今天，我是不希望图书馆再买贵重文物了。公家应该去买新出土的墓志，丰富馆藏，公藏机构要继续发展，就一定要买这些新东西。但也不用每家都买，最近二十年里出土的墓志至少两万种以上，多如牛毛，收不胜收。国家图书馆买就行，然后全部数字化，各个高校各博物馆送一套。墓志类的收藏还是国家层面来完成比较好，我不主张个人藏家去买这些。
      
       我最初做《翰墨瑰宝》，就是想要超过日本二玄社
      
       文汇报：今天可能很难恢复过去收藏者那样的一个知识群体了，因为读书人的知识基本构成已经完全不同。您觉得关于金石碑帖的这套知识，应该如何传承？
      
       仲威：其实我们现在研究一点不缺。古代的金石家，以翁方纲为例，是官员、学者、书法家、收藏家四种身份集于一身。今天把原来的一个人，分成了四个人。做学者的，在高校、社科院，搞历史的还在搞历史，搞石刻文献的还在搞石刻文献，只是专业分工了，他不再鉴赏了。金石研究领域一个都没缺门，只是各自独立了。
      
       古代其实每个人也有侧重，像翁方纲就是鉴藏派，其他一些人是学者角度，要看个人的专长。所以唯一的变化就在于没有集各种身份于一身的人了，这类人的缺席会让原来珍贵的东西缺失权威，而玉器、陶器、瓷器这些完全靠视觉欣赏的东西就获得了富豪的加持。要说传承，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从收藏开始推动，并且是以正确的观念收藏， “明明白白”地收藏，来推动碑帖的复兴。现在碑帖收藏是开始热了，但正确的收藏观念太小众了，所以我现在不能再安静了，我要通过朋友圈和各种新媒体做行为艺术，去倡导。
      
       文汇报：今天影像与拓本印刷技术的发达，会造就一个新的收藏与研究生态吗？
      
       仲威：我对影印本是又恨又爱。一百年前，有摄影术以后，石印本、金属板都出来了，这就把刻法帖的命给绝掉了。原来我们到苏州园林去，都是刻帖的人，现在有照片了，谁还去刻呢？所以民国初年，法帖就灭绝了。碑也是没生命了。碑原来是为记录历史事件，打一场仗、造一幢房子、造一间学校，都要立个碑，现在这个功能没有了，我们通过各种媒体渠道，这些信息都能传递。收藏鉴别的技能也是一样。原来普通文人要考科举，就要练《九成宫》，要买一张陕西的拓片。普通文人也粗通一点碑帖版本的知识。而我们现在去买，一看版权页，如果是上海书画社、文物出版社的，就知道比较专业，买这个。所以今天的学生哪怕念文史的，这方面的鉴别功夫也不需要了。
      
       但是出版也有好处。出版了才有这么多研究成果。像晚清方若写下《校碑随笔》，到了王壮弘的时候，有了众多石印本、珂罗版，所有的私藏公藏善本都归在一起，让他能够比对。于是王壮弘作《增补校碑随笔》，对碑帖研究作出重大推进。
      
       如果没有技术革命，也没有我的成果。我原先是非常抵触现代技术的，电脑也很晚用。2003年的时候我开始用数码相机，大量拍照片，我所有书的照片都是我一个人“三跪九叩”拍出来的，拍坏了好多相机。想想如果还在用底片，那是不得了的成本。而且现在进电脑了也好检索。所以，有了影印本以后，把版本研究推到一个新高度；到我，通过数码相机和电脑，有了现在的成果。每个阶段的人都是借助了当下的技术手段，技术的变革也让研究面目一新。
      
       其实在我心里，始终有一种使命感。我最初做《翰墨瑰宝》，也就是碑帖印刷品的时候，就想要超过日本二玄社。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影印出来的碑帖以后，觉得八十年代自己买的胶印本都是垃圾。我想好好出版我们自己的碑帖，把我们历年新发现的东西也展示出去，于是做了这么多年。现在《翰墨瑰宝》这套书，是我的最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