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田
      
       近年来的一些书法展览中，为了赢得评委选票，吸引读者眼球，一些作品走向极端工艺化、技术化或极端写意化、形式化的两极。例如篆刻创作，宋代以来渐渐形成的中国篆刻最基本的形式表现及审美取向——汉印，其地位在动摇，大展中的作品最能赢得选票的是极度精工（清、民国样）与极度写意（古玺样）的作品，唯独缺少的是能在汉印基础上赋以新意而被众评委认可的作品。而这类作品恰恰是前辈篆刻家创作中表现出的主流风格。这是为何？这是由儒家中和之美为主流的传统篆刻渐渐发生变化的结果。从“雅”的追求变为形式表现，作品由追求耐人品读的“雅”变为追求单纯的视觉冲击力。书法创作类似，为求在展览众多作品中突显，向极度精工与极度写意两个极端发展。求极度精工者，每每大篇幅写小字、写多字，或几段式联缀成大幅，或写长卷、册页，以装饰化、技术化、工艺化取胜。在形质上求与古人相近，“克隆”范本，只是在形式及书写材料上极尽变化以适应展览，而笔墨的表现语言仍停留在古人小幅近读的范式中，没有适时的新变，没有创作激情的贯注，没有“人”的在场。前述追求极度精工的作品则又把这一特点放大开来。另一类是走向极端写意：无度夸张变形的篆隶，春蚓秋蛇式的狂草，将书法变成视图，解构字法，夸张笔墨，使作品美术化、图案化，以图视性替代了书法的可读性，以技术性取代了文化性。
      
       当代书法的创作特点是与书法走入“展览时代”相关联的。当代书法创作中，作者的表现意识、技法与形式的表现性都非常明显，这与古人所谓的“无意于佳乃佳”大不相同。虽然近年社会各界呼吁加强书法的文化性，中国书协为加强队伍的文化素养
      
       及创作的文化品质，也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但书法毕竟进入了新世纪的“展览时代”，我们不会回到啸傲林下的魏晋文人时风中，也不会重复清人所追求的金石风骨、庙堂气象。历史不走回头路，经过四十年探索发展的当代书法不必要也不可能回归到古代文人书法的模式之中，时代的新变铸成了书法的新变。在当下书法繁荣发展的热运行中，书法人须有文化性的冷思考。当代书法的时代新变有其必然性，就艺术创作而言，对古人有许多突破与发展，有其进步性，但将当代书法创作置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看，又有深刻的问题需要我们的理性思考。当代书法在探索与新变中的成果值得肯定，但其中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和美学精神的失落，也应引起警惕。这是时代给书法人提出的课题，这不是简单地在创作形式与技法乃至审美倾向上向古典回归，而是在保持和发展当代书法发展新成果的基础上，强化传统文化精神对书法的内在支撑力。在注重形式表现的 “展览时代”表现传统文化精神，最重要、也最根本的，是提升书法创作主体——人的传统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乃至人生价值观。一方面要加强对传统书法乃至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要对时代有一个准确认识，并对创作传承与新变有适度把握。当代书法重视技术，但更需要知识的厚度与思想的深度，若再提高一个层次，就要有艺术的境界与人格的境界。技术、思想、境界此三者缺一不可。
      
       伴随着最近四十年来当代书法繁荣发展的过程，也出现了许多值得书法界认真思考的问题。展览机制使当代书法创作追求形式对视觉的冲击力、追求形式的不断新变。作品的可视性取代了可读性，设计性湮没了自然书写性，外在的形式屏蔽了内在的文化性。作品的形式与风格与作者其人剥离，书法不再是“如其人，如其志”，而成为一种 “纯粹的”形式表现，以致被称为“展览体”。展览机制使书法的作用与价值不再是传统文人的“修身”作用，而是将书法人导入相互竞争的洪流之中，这种竞争一方面是书法繁荣发展的推进器，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书法人的创作心态乃至生存状态。在创作中，这种竞争只是技术层面上的争奇斗艳，而缺乏深层的文化支撑与书法对人精神的陶冶。展览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力把作者导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之中，在部分作者群中催生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传统书法作为文人修身的作用在丧失。作者一味追求技法的出新与形式的出奇，而知识储备的不足与创作思想的浮浅，乃至文化修养、文人风骨的缺失，这诸多的因素制约着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在当下书法的繁荣发展中，书法人当具有文化上的忧患意识与自我反省的能力。
      
       展览是四十年来书法繁荣发展的舞台与推进器，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问题，重视书法创作的文化内涵、提高书法队伍的文化素养已成为各方面的共识。新世纪以来，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呼吁书法的文化回归，从作者素质、书写内容、师承方法、作品形式等全面进行反思。相应地，书法创作也开始在技法上强调笔墨表现，重视细节的精到与笔势的自然，在形式设计性中加强了传统的自然书写性，在突出形式表现的同时，兼顾作品内在隽永的文化意味。这些思考是基于当代书法经数十年探索发展、不断否定又不断有新建树的过程和现状，是当下各个领域都在宏扬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背景下书法界的思考。
      
       “艺文兼备”是基于当代书法四十年来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但真正要落实，很不容易，因为书法已经离开了传统文人的“书斋时代”而进入“展览时代”，书法创作突出形式与技法已成必然趋向，书法“美”与文字 “用”的功能在渐渐分离。此时提出“艺文兼备”，不是简单回归过去，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新的发展。前年在内蒙古乌海举办的“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的论坛上，展览时代书法的可读性与可视性成为论辩焦点。书法界关注到，展览书法的阅读性在淡化而视图性在突出，书法的技法与形式成为价值评判的唯一指向，而文字的阅读功能、书法内在的文化性日渐萎缩。深层问题还涉及书法的美学本质及社会功用，是“形式即内容”还是“文以载道”？这个问题，当代书法人也各执一词。
      
       中书协为提高书法队伍的文化素质及加强当代书法的文化性，采取了多种具体措施，对作品文本及文字的审读工作已进行了数年，坚持审读也使作者对文本、文字的重视渐渐形成共识，审读工作显示出其必要性和对创作的现实针对性，同时在审读中也不断积累经验，使其更符合书法创作的独特性。对于文本审读、文字审读这两方面，总的原则是既要判明正确、决定取舍，又要柔性操作，把握好一个“度”，既不能因艺而伤文，又不能因文而损艺，作品艺文兼备、相辅相成，在文与艺的相互支撑、相互兼容中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但对具体的问题需要用心甄别、讨论，既要保持创作中文本与文字的严肃性，又不可伤及作者忘我创作中的激情，不可因对文字、文本的过度审读伤及了创作的“锐度”。如此审读，并不能完全保证书法展览中文本及文字不出“错”，因为毕竟是书法艺术创作，由于用字原则的差异及把握尺度的宽严有别，并不能保证每个字的用法都能得到共识，将来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指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在所难免，但我们努力避免无理由的文字“硬伤”。
      
       在“艺文兼备”理念主导下的书法创作，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开创书法新路。当代“艺文兼备”的创作既与“书斋时代”的文人书法有区别，又不是展厅中纯粹的“视觉艺术”。既要关心“写什么”，又要思考“如何写”，艺与文并重、形式与内容并重、弘扬传统与彰显时代并重，是新时期书法“守正创新”的新课题。书法走进“展览时代”，从作品的文化内涵及艺术的表现力两方面，都给书法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代书法繁荣发展四十年，并且还将继续“热”下去。回顾这四十年来探索前行之路，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如果说上世纪最后二十年是当代书法的探索发展期，则本世纪前十年可称为稳定发展期，而近十年可视为文化深化期。沿着这样的思路研究当代书法发展变化的脉络是很有意义的，并且与当代书法发生的背景——改革开放后各项事业变化发展的节奏是协同的。其中有书法艺术发展内在规律的必然性，也有社会发展大背景对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和推动，当代书法在自律与他律之中发展变化，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言：“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让我们顺应时代发展的规律，与时代同频共振，为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作者为郑州大学教授、西泠印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