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
      
       解放战争时期，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完全成为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维护者和欺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道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当然要被人民革命、历史唾弃。
      
       众所周知，1922年党的二大正式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对象。所以，直到1945年春天召开的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还借寓言故事《愚公移山》，形象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毛泽东说，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名叫智叟的老头子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但三年之后的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原来挖掉两座大山，改成了我们后来习惯所称的推翻“三座大山”。他说：“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1316—1317页）
      
       为什么这时要把官僚资本主义增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呢？其实，毛泽东此前在中共中央1947年1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就已经给了答案。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抗战时期的抗战派，堕落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充当美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的反革命势力。毛泽东同志指出，蒋介石所发动的内战，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然而在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代替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在这种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因此，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第二，蒋、宋、孔、陈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堕落为全国最大的垄断资本家集团。毛泽东同志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以上两点是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所作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增加一点，即：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迅速贪污腐败，当时被称之为“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指金条)、票子、车子、婊子。据当时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委员何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可分四种情况。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敌伪房产中，被抢占的就达5000多幢；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如南京2000多幢敌伪房屋，几乎全由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已有；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如汉口宝安大楼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通过外人直接盗窃，不仅窃走了物资，还对财产本身造成了极大破坏(如上海流氓李兴等盗窃团伙)；其四是漏，即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不经任何手续即落入接收人员私囊(如武汉日本第六方面军在移交时留下了百亿元无清册物资)，而移交物资经层层转手，加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在这个过程中，接收官员以敌产名义强占民产，或在收受贿赂之后，将敌主发还者，均所在多有。国民党接收过程中最为恶劣、最引起收复区百姓不满与反感的政策，是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根据9月27日其财政部公布的法币与汪伪中储券的兑换办法，两者比例为1比200，这对收复区人民无异一场灾难，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对于接收中的混乱不堪、贪赃枉法，当时舆论多有报道和批评。《时事新报》在社评中问道：“政府究竟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中国民间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在短短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失尽人心》，痛斥当局“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因此，在抗战结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我们党之所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个革命对象之后，又把官僚资本主义增列为革命对象，是因为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完全成为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维护者和欺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道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当然要被人民革命、历史唾弃。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