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业松
      
       徐老师是数学老师，高三时接手我们这个文科班，担任班主任。第一次单独找我谈话，是在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之后，我数学、外语两科不及格，成绩在班里垫底。晚自习时他脸色严肃地背着双手把我叫出教室，我都吓傻了，心想肯定要因为成绩差挨骂。没想到他却先告诉我，北京有人给我来信，夸了我一顿有本事，都跟北京有联系了。然后把手从背后伸出来给我信，厚厚的一沓是《中学生》杂志的退稿。这份退稿连同到那时为止的我的文学梦的所有初期产品都已被付之一炬，相关内容和投稿缘由也早已忘记。可以说万幸如此，作为徐老师这次谈话的第一个直接效果，它是将我导向到今天为止的人生道路的起点。
      
       我记得徐老师并没有和我谈多久，他的话语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明年毕业了，是想直接到北京去继续写小说呢，还是打算回老家跟在牛屁股后面摸泥巴？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是一个办事有计划、有章法的人，很不善于规划人生，不过在人生的那一时刻，我深切地被两种可能的人生前景触动了。徐老师那时也一定是狠狠地骂了我，我记得我当天是直接从教室外面走掉，哭着回家的。回家烧掉了我的作家梦，找出正在念初中的妹妹的旧课本，开始从初一数学和外语起系统自学，同时跟着徐老师的班级拼命努力。那之后我的考试成绩突飞猛进，到年底全县统考，我考到了文科全县第四，并从此再也没有给过不服气的同学看笑话的机会，如此直到预考后被复旦大学预录取、高考后来到到那时为止一无所知的大上海。
      
       这里插说一句，我是一个个性有缺陷，无知而喜欢自作聪明的人。第一次到上海上大学时，与在县汽车站碰到的今天的大老板王同学结伴，在长沙告别家长，同乘那时需要将近二十四小时的火车到上海。车过杭州，上来一大群衣着光鲜的男女站满过道，切切察察不停讲话，腔调比起硬邦邦的湖南话动听多了，内容却完全听不懂。王同学和我悄悄议论，我一口咬定他们说的是日本话，因为跟电影里日本人讲话很像的。结果等我们出了北站走到上海的马路上，才发现满街的人都在说“日本话”。
      
       这些令人哭哭笑笑的事情，我所以能在这个夜晚比较清晰地记得、写下，是因为这些事情构成生命记忆里永不磨灭的部分，不思量，自难忘。何况这些年来也不断有机会重温，不很多但也应该不算少的次数是当着徐老师的面回忆起这些。徐老师是我们这所内地偏远地区中学的功勋老师，弟子众多，桃李满天下，未必准确记得他倾尽在每一位成器不成器的学生身上的心血，所以随着老病的加剧，由我们来讲给他听他做过的这些事情如何改变了我们和我们参与其中的世界，是再应该不过的事情，只可惜次数还是太少啊，我们敬爱的徐老师，已经永远不能亲耳再听我们说这些了……
      
       2020年11月6日，徐老师久病之下在长沙辞世。家人出于防疫考虑，尊重逝者的遗愿，决定丧事从简，甚至连在长沙本地工作生活的学生们都没有告诉。我在日常混乱中从在母校工作的妹妹那得知消息，“啊”了一声，急忙求证，才知道同学中除了我还没有人知道。深夜，我从混乱中暂时安歇下来，躺在床上用手机在湖南省澧县第一中学官网上了解到徐老师一些生平事迹：
      
       徐老师出生于1942年2月，湖南省津市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学数学教师，中共党员，1999年评为湖南省特级教师。1964年8月至1969年12月在澧县一中任教。“文革”期间下放到刘市区联校，1974年2月重回一中工作至退休。先后6次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模范班主任，记大功1次，记功2次。1998年被县教育局推荐为全国数学教学 “苏步青奖”候选人。长期当班主任，所教班级先后有12人进入北大、清华，高考升学率大多居常德市前列，事迹曾在常德日报以《当好第一责任人——小记优秀班主任徐永金》为题发表……
      
       人生和语言就是这样，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徐老师这样的人，千言万语也说不尽他的贡献和恩情，然而写成简历，这几百字也尽可以毕现他的精神和人生。读了这样的简历，人无论知与不知，都会承认这样的老师确实是好老师。不必亲承恩泽，也尽可以从字里行间想见他曾如何为育才全力以赴，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也毫不为过。读过这份简历也不难想象，老师自己也是从底层走出、饱经忧患的人，由此他对身世近似的孩子们，一定而且几乎必然寄予了格外厚重的爱与同情。
      
       不是刻意要说大话，写到这里，我是深切地体会到，在徐老师曾经施予我们的这份爱与同情中，饱含着生死以之、寤寐求之的对于家乡、对于国家的前途的不灭的期望。由此来说，回首人生，我想我的老师一定会感到欣慰：他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一生！
      
       2020年11月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