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生
      
       《一把刀，千个字》是王安忆的第十五部长篇小说。依然是写不尽的小人物、大历史，依然是触角所至，人间烟火，巨细无靡，“丁点大的小世界，就这么星移斗转。”不知怎么就想到了福柯。一样地目光朝下，一样地去神话化，并看重偶然、偏离、剩余，但比较起哲学家力求无色彩、无自我面目的话语考古，王安忆的文学书写，则在氤氲漫漶的历史气象中，孕育着万物化淳的慈心。
      
       ■王安忆写作的兴奋点：如何将小人物的命运与大时代、大历史有机融合
      
       小说沿移民大厨陈诚的大半生轨迹辐射开来。唐人街酒家冒着淮扬菜热气的圆台面，子夜霜降时分的纽约地铁，华埠读书会的唇枪舌剑，弄堂亭子间床底下的纸箱、泡菜坛、饼干筒，惊鸿一瞥的钢厂自行车洪流和车间几十米高的穹顶，运河与高邮湖上木船的摇橹声，拜师学艺时的种种规矩、门道，严寒冰面上脚踩冰鞋却一步也不敢挪动的窘迫，弃学去呼玛林场与雪橇为伴的快活，北国春节成缸的冻饺子和贴在冰罩子上的剪纸——时空来回跳荡，视点不断伸展、凝缩，现实与记忆穿插错落，身处异邦的梦中人匀速滑行于叙述人划出的弧度，把“原乡生活凋落下的零星半点，重组成法拉盛的编年”。
      
       打小跟着的孃孃，楼上爷叔及车工招娣，小伙伴黑皮、小毛、鄂伦春少年，苏北乡下的爷爷、舅公，淮扬菜传人单先生，上海知青栾志超，开文物店的胡老师夫妇，赌城荷官越南人倩西，一幢楼里行动大于思想的阿姨，后来做了他妻子的弄堂女孩师师，分别凸现于这条时间轨迹的不同截面，他们各自的故事、性情、音容，汇入这个温顺男人的全部人世阅历，弥久不散。
      
       但谁也没料到，这个小名叫 “兔子”的厨师竟出生于这样的家庭：长年不在身边的革命父亲，总是渴望冲刺飞翔的姐姐“鸽子”，一家人血缘上靠得很近，性格、心思却隔得很远。但每个人怎么寻生路，怎么过日子，毕竟是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一把厨刀成了兔子的吃饭手艺，兔子则成了庖厨里的君子。真正是“天地生，天地养”，一个没上过学，仅靠《红楼梦》识文断字，被黄历、票证、豆腐账启蒙的男孩，在礼失于野的民间文化滋养下，一点点读懂了竹影摇曳的千万个“人”字。
      
       如何将小人物的命运与大时代、大历史有机融合，一直是王安忆写作的兴奋点。这一选择是切实的、自觉的，同时也意味着某种当代文学的宿命。七十年天地翻覆，四十年急速变幻，每一滴水都被裹进了巨大漩涡，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总体性叙事，令人神往却难以想象。为了准确捕摄时代行进的脉跳，探寻并非空无的生活意义核心，她只能一次次往返、折冲、催化，让那个似有若无的“总体性”不断衍生出它的变体，它的重峦叠嶂的侧影。十五部长篇小说，一部一条河，一部一幅扇面，一部一个幽谷，各有各的脉络，各有各的起伏、苍茫，其中蕴涵的世道人心和生活哲理，读者多少也能探得个七七八八。
      
       ■意味深长的细节被兴味盎然又小心翼翼地嵌入各类场景、回忆和对话
      
       《一把刀，千个字》完稿于2020年5月，在这个不寻常的庚子年，她非凡的写作定力和美学耐心抵御了疫情的冲击。我们看到诸多熟悉的题材元素，像《长恨歌》的上海况味，《富萍》的劳动者尊严，《天香》《考工记》的文化遗产发掘与传承，在新的语境和寄托里聚合、变异、幻化，世态、人物竟一如初创。对王安忆来说，世界就是个神奇的万花筒，晃一下就晃出了另一个样子。任何人、事、物，只要触碰到她的敏感神经，好奇、记忆和才华就会被源源不断地激活。没有初始原型的撩拨，她不会毫无依傍地任词语自行分娩，但初始原型又只是灵感的触媒，完全构不成想象力的边界。在她的凝视、挑剔和充满灵性的联想中，一小点触媒便会突然放射开来，于是“火星子四溅，烟花似的，绚烂极了”。
      
       王安忆的确做到了：笔不是工具，而是呼吸的器官。（卡夫卡）尤其是人物关系及不同个体深层心理的幽微之处，没有呼吸节律的同频共振，是不可能呈现得如此深刻自然的。不依赖情节逻辑的书写，最难的地方又莫过于章节、段落之间如何“接榫头”了， 《一把刀，千个字》的黏合力、完形度、流畅感，让我们见识了作者的叙述功夫。时空在北美大陆、长三角、东北大地之间自由切换，隐含叙述人、主人公、母亲、父亲的视角时而交替时而叠加，岁月点点，从不同方向渗入人、事、物，前前后后，绯绯恻恻，若明若暗，万种气息袭来，语言包了浆似的细腻温润，世界泛着亚光，一切显得隐抑、宁谧而暧昧。与其说这功夫来自一种炉火纯青的形式化能力，不如说它更取决于作家与故事水乳交融的亲密性。生活是混沌的，写作的目光却是澄澈的。面对自己的虚构，她总是兴味盎然又小心翼翼，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嵌入各类场景、回忆、对话，显然都经历了知觉与情感的严格过滤，由此而形塑的生活世界虽然是精神性存在，却一点儿也不飘、不滞、不隔，经验本身的质感和魅惑力，文字上的干净、熨帖及俭省，足以让人产生阅读的信赖。
      
       小说有不少篇幅写厨艺。厨艺的依托是食材，食材的依托是水土。陈诚有位川沙朋友空运菌种，有心把长三角移植到自己的北美农场，可是，“江南的青菜，入冬后第一场霜打，进口即有甜糯，这里的，所谓‘上海青’，脆生生，响当当，有些像芹菜，但芹菜的药味却又没有了。塌棵菜的生长称得上奇迹，按浦东菜农说法，惟有沪上八县界内，菜棵才是平铺着，一层叠一层，一旦离了原乡，便朝天拔起，脱离族类。‘上海农场’里的塌棵菜并不信这个，紧巴着地皮，然而形同神不同，那一种极淡的殷苦，配上冬笋，再又回甘，无论过程还是结果，消失殆尽。这就要说到笋了，农场里栽一片竹子，雨后拱出尖子，剜出来，纤维纹理确是一株笋，炖煮煎炒，横竖不出笋味！”时间一长，舌头的记忆便含混起来，基因与造化的神秘性，不由人不折服于“水土”的固执坚韧。
      
       “惜”从王安忆的心底升起，流布于形象肌理，支配着叙述语态，形成小说一唱三叹的长调。
      
       人寄居远方去寻找离开的故乡，委实是一种奇怪的悖谬。更奇怪者，偏偏只有在这样的悖谬中，卑微的人生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开。 “寄居”是王安忆写作的法门之一，富萍（《富萍》）、私生女郁晓秋（《桃之夭夭》）、秧宝宝夏静颖（《上种红菱下种藕》）、沈希昭（《天香》）等，都经历过寄居的失落、变异和倔强生长，大厨陈诚也不例外，只是寄居地换得更多、走得更远而已。陈诚从小就习惯寄居了，所谓 “天地一转篷” “流水青山是客居”，一如古人，他仿佛早已参透“人生如寄”的玄机。
      
       但“此心安处即我乡”，是中国人独特的“寄居”哲学。小说中多处出现的 “惜”字，提炼了这一哲学的精髓。惜缘、惜人、惜食、惜味、惜新、惜旧，终究惜的是一个安生。无论爱惜、珍惜、怜惜还是惋惜、痛惜，一个 “惜”字，从心底升起，流布于形象肌理，支配着叙述语态，形成了这部作品一唱三叹的生活长调。陈诚为什么喜欢给师师、倩西做饭，因为这两个女人“吃相”好看。 “稻米为什么种得好，因为惜物的心”。就像小时候和黑皮分吃一个咸鸭蛋，看 “奶奶翘起菜刀，刀根在蛋壳磕出一条槽，顺着槽慢慢切进。”惜墨如金的王安忆，其实惜的是一些正在衰落的东西：文字、手艺、记忆，尤其是那种庄敬珍重的生活风范。水土、寄居、惜，三个词连起来解读，便读出了作者对当世浮华和消费主义流行的轻蔑和隐忧，但小说明面上却找不到任何 “批判性”言辞。连挑衅也显得优雅，这大概就是文明的底气了。
      
       我不确定王安忆是否已开始形成某种晚期风格。“玻璃弹子停在手心上，凉凉的，透明的球体里有一瓣蓝色的叶子”，“松花江的冰面上，姐姐在滑行。毛线帽压住头发，露出老鼠尾巴似的辫梢……逆光的时候，就看见一条人影，镀着金边，在人群穿梭、腾挪、旋转、跳跃”，还有跳皮筋、跳房子、“马兰花马兰花” “老狼老狼几点钟” “我们都是木头人”等童谣、游戏，像时下流行的快闪，忽然会不经意地出现，虽是年代久远的回望，童心却一派清新、天真。是的，王安忆的写作历程已足够漫长，她与时代的纠缠已足够艰辛，但一次次能量再生，一次次化无形为有形，元气依然那么充沛，韵味愈加醇厚而绵长，我只能认为，她的活力好像还看不到尽头。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