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见习记者 吴金娇
      
       “在今天这个时代再读路遥，为什么还有读者被深深感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的情感和表达情感的方式都非常轻薄，我们没有能力再像路遥一样书写情感。”作家格非如是评价路遥的文学影响。7日，在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清华大学文学与创作研究中心及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格非、李陀、陈晓明、杨庆祥等作家、评论家，带领读者了解多元视角下的路遥，即路遥作品如何反映中国乡土社会的瓦解、城乡伦理的冲突、乡村青年个体意识的崛起等等。
      
       文学反映时代。在《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所面对的，是1975-1985十年间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从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再到乡镇企业崛起，改革的号角在两兄弟面前吹响。在文学批评家李陀看来，路遥“切入的正是断裂中最尖锐的断口，是非常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经验、方向”。
      
       孙少安是李陀眼中“最用力、最丰满”的人物，作为出生在西北农村的青年，少安的根扎在乡土社会中，“公”和集体意识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从未退场。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激起这位乡村企业家的内心波澜。李陀直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题材小说进入一个特别繁盛的时代，但能够用文学对这段历史做近距离且如此细致的思考，恐怕只有路遥。”在这部史诗级的巨著中，前后出场人物多达100多人，“《平凡的世界》就像一个导演精心制作的慢镜头。在镜头中，我们几乎看到中国乡土社会这株大树倒下来的每一个阶段和细节，而其中的农民群像又恰恰在瓦解过程中担任维护者和破坏者。”
      
       在当代文学史上，路遥的写作无疑是扎实的。为了准确把握1975-1985十年间的时代背景，他找来十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资料；为写好平凡人的生活，路遥在陕西各地奔波，体验生活，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功夫不负有心人，路遥的付出最终成就了这部经典文学作品。
      
       对一名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路遥的写作，无意是“重”的。格非认为：“路遥是一个有诚意的作家，他非常诚恳地把自己的思考、创作跟时代的巨变联系在一起。他没有矫揉造作，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平凡人的思考。”与这种“重”相对的，是当前一些文学作品之“轻”。格非在会上也表达了他对当代文学的一丝忧虑。“现在很多作品，尤其是一些网络文学，充满‘游戏性’。这点尤其体现在一些通俗的消费主义作品中。”
      
       在李陀看来，路遥写作的“重”，表现在他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巨大贡献。“当前很多现实主义写作都比较小，比较细致而微，主要说个人经历，某个村的变化。但路遥给我们呈现了中国乡村庞大的变化图景，这是路遥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平凡的世界》非常不平凡，他用一种非常的气魄，带着这种尖锐的形式描写世纪断裂的一个重要的洞口。”
      
       现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叙事，长期以“压迫——反抗”的逻辑展开激进现代性的革命叙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理想化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塑造乡村的带头人——社会主义新人，但随即而来的上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使乡村在“文明——落后”的逻辑中重构现实主义批判性。评论家陈晓明指出，只有路遥接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未竟的“理想性”方案率先写出乡村的肯定性，并抓住正在崛起的乡村青年的个体自由意识。
      
       陈晓明说，我国所谓的书写苦难往往延续了“伤痕文学”的传统，把苦难专属于政治反思批判。农民的苦难只能表述为“困苦”“艰难”。路遥把新时期的“受难”主题改写为农民农村的“困苦”。“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的‘受难’主题是控诉性的，而路遥的‘困苦’主题是乡村精神的现代觉醒，内含着个体要成长为自由人的精神意志——甚至可以说是英雄意志。” （本报北京12月7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