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施美均
      
       沃尔波特放弃航海工程师的工作，转而研究印度史。一些“严格的”历史学者并不喜欢沃尔波特的作品，他们反对他在不具备阅读印度本土语言材料的能力的情况下书写印度历史。但正是在这些并不“严格的”书里，沃尔波特充满洞见地理解和剖析了他的研究对象。
      
       2019年2月19日，著名南亚史学家斯坦利·阿尔伯特·沃尔波特（Stanley AlbertWolpert）在去往儿子家的路上毫无预兆地离世，享年91岁。沃尔波特1927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俄裔犹太家庭，1948年，作为航海工程师第一次跟随航船来到印度孟买。彼时甘地刚刚被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刺杀，民众倾泻而出的悲痛极大地触动了沃尔波特。在甘地的骨灰撒入大海时，他目睹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争先恐后地触摸那些灰烬。之后，沃尔波特决定放弃航海工程师的工作，转而研究印度史，于1959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一直执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直到2002年荣休。
      
       沃尔波特最受关注的作品包括南亚当代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以及数本虚构作品。他书写了几乎所有影响南亚当代历史进程的人物——甘地、尼赫鲁、真纳、布托等人在沃尔波特笔下呈现出了不为人知的一面。沃尔波特的秉笔直书，以及这些人物本身存在的巨大争议，都给沃尔波特带来了不少麻烦。
      
       沃尔波特撰写的关于巴基斯坦“国父”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1876—1948）的作品《巴基斯坦的真纳》（Jinnah of Pakistan，1984），让他几乎进不了巴基斯坦。沃尔波特在序言里写：“能显著转变历史进程的人很少，能改变世界版图的人更少，能创建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把上面这三件事都做了。”尽管沃尔波特对真纳的历史地位给出了极高评价，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齐亚·哈克将军（General Zia-ul-Huq，1924—1988）还是查禁了这本书。
      
       沃尔波特关于甘地的作品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相关报道记载：“1962年，印度政府禁止发行沃尔波特的小说《罗摩九小时》（Nine Hours to Rama），这部小说虚构了甘地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聚焦在1948年祷告集会上刺杀甘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阴谋家。这本书之所以被禁，是因为它揭露了甘地身边的安保非常薄弱，并且暗示政府或许防范不力，甚至与刺杀者勾结。”
      
       美国一些“严格的”历史学者们并不喜欢沃尔波特的作品，他们反对沃尔波特在不具备阅读印度本土语言材料的能力的情况下书写印度历史。类似地，沃尔波特关于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1928—1979）的书也被批评犯了一些“事实错误”。但也正是在这些并不“严格的”书里，沃尔波特充满洞见地理解和剖析了他的研究对象。
      
       从古吉拉特的金纳帕伊到巴基斯坦的真纳
      
       真纳的朋友M.C.查格拉（M.C.Chagla，1900—1981），一位秘密穆斯林，曾与真纳就1928年的《尼赫鲁委员会报告》（Nehru Report）产生过分歧。查格拉后来成为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在书中，沃尔波特引用了查格拉在 《十二月的玫瑰》（Roses in December）里 描 述 真纳饮食偏好的那段话，说真纳曾经喝酒、吃火腿三明治。由于透露了这个“错误的”细节，查格拉被认为是巴基斯坦的罪人，而《巴基斯坦的真纳》于1984年甫一出版就被齐亚·哈克政府禁售。
      
       真纳的女儿迪娜·瓦迪纳（Dina Wadia，1909—2017）一直生活在纽约，她曾被齐亚·哈克政府私下要求否认真纳曾经破戒。迪娜拒绝配合，随后，她被威胁一旦透露这件事，她的私生活将会被公之于众。迪娜出生于1909年，在违抗父亲的意愿嫁给一个改信琐罗亚斯德教的基督徒纳维尔·瓦迪纳（Neville Wadia），并拒绝回到巴基斯坦之后，她就与父亲疏远了。迪娜从未被官方邀请到巴基斯坦，只在1948年真纳去世的时候回了一次国，另外一次是在2004年，那时她已经能够逐渐接纳她苦涩的童年，她的儿子努斯里·瓦迪亚（Nusli Wadia）也在印度成了商业大亨。她尝试过继承真纳在孟买为她母亲建造的房子，但是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与丈夫离婚后，她在纽约定居直至2017年去世。
      
       真纳出生于一个来自古吉拉特邦的家庭，他家所在的村庄离甘地的村庄只有20公里。在孟买，一个由真正的印度公民组成的社区里，真纳的思想日渐成熟，达达帕伊·瑙罗吉（Dadabhai Nauroji）和戈巴尔·克里希纳·戈卡尔（Gopal Krishna Gokhale）等人塑造了他对自己“局外人”的认知。真纳获得了北印度的敬重和支持，但对北印度的穆斯林来说，真纳在支持国大党的神职人员和穆斯林联盟政治这两个立场之间割裂了自己，他必须转变他的身份。于是，真纳将自己的名字从玛莫达里·金纳帕伊·普哈（Mamedali Jeenabhai Poonja）改成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完全去掉了他的家族姓氏 “普哈”。真纳本质上坚持世俗主义，因此，从阿迦汗伊斯玛仪派转向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对他来说并不是件难事。
      
       世俗的真纳很快就遇到了民族认同的问题。1947年，还有三天，拉合尔决议初步要求的声明就将生效，此时真纳这样描绘巴基斯坦——他希望巴基斯坦所有不同的宗教认同、区域认同、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都能发展为同一种国家认同。1947年8月11日，真纳在巴基斯坦制宪会议上发表了主席演说，在演说中他谈到：
      
       你们是自由的。……你们可以归属任何宗教、阶层或信念——这与国家层面的事务并没有任何关系……让我们从最根本的原则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是公民，是同一个国家的平等的公民……我认为，我们应该始终将这个原则秉持为我们的理念，这样，你就会发现，在适当的时候，印度教徒将不再是印度教徒，穆斯林也将不再是穆斯林，我们将在政治意义上共同成为这个国度的公民，而不是在宗教意义上，因为宗教是每个个体的个人信仰。
      
       历史学家们反复研究了真纳在1947年的明显矛盾，沃尔波特认为“即使是真纳最亲密的下属和伙伴也会对8月的演讲大惑不解”。一位巴基斯坦历史学家在写作关于齐亚将军的文章时确信，真纳在8月11日将巴基斯坦描述成一个“世俗”国家时“内心很犹豫”。据沃尔波特考证，真纳此前就宣布过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蒙巴顿总督（Louis Mountbatten，1900—1979）曾希望巴基斯坦追求阿克巴大帝的多元理念，真纳回应蒙巴顿在1947年8月14日所作演讲时则谈到，他想遵循麦地那在先知引领下的多元化范型。然而，今天这个麦地那“多元”国家却往相反方向转变。
      
       当然，沃尔波特没有忽视真纳的智性追求，他发现，真纳深受约翰·莫莱（John Morley）的自由主义的启发，而莫莱是密尔（J.S.Mill）的忠实信徒。沃尔波特也发现，真纳在伦敦学习法律时爱上了戏剧，曾经隐秘地憧憬过在旧维克剧场扮演罗密欧一角。“即使是在他政治上最活跃的那些日子里，”沃尔波特引用真纳的妹妹法蒂玛·真纳（Fatima Jinnah）的话，“深夜，当他疲惫地回到家，他也会阅读莎士比亚，声音洪亮。”
      
       在书的结论部分，沃尔波特依然给真纳下了正面的判断：“真纳一生以正直和公正为荣，他的智慧遗产配得上卡伊德-阿扎姆（Quaid-e-Azam，意为‘伟大的领袖’）的称号。每一个巴基斯坦人都必须铭记，真纳正直、无所畏惧，他不会容许任何恐怖主义的谋杀发生，也不会让他的这片神圣净土上的任何男人、女人或孩子遭受任何暴力。”
      
       尼赫鲁：最后一位统治印度的英国人
      
       如今，印度的读者将怎样理解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及与他相关的历史书写呢？对现在的印度人来说，尼赫鲁作为自由斗士和首任总理的身份已经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尼赫鲁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曾努力协调自身与国族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矛盾——置身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与操持一个国家的琐细之间的矛盾，悠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矛盾，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也是其他许多后殖民时代的亚非国家的第一代领袖们所要共同面对的。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尼赫鲁，就是重新理解20世纪历史中的内在张力，而这也是沃尔波特在传记《尼赫鲁：与命运的幽会》（Nehru:A Trystwith Destiny，1996）中致力于触及的核心问题。
      
       为了写这本书，沃尔波特曾多次前往印度。毫无疑问，印度官方并不会为沃尔波特提供完整的书信资料，这也使得这本书不得不倚重没那么“严格”的回忆录和轶闻。不过，在呈现这些事件时，沃尔波特把尼赫鲁自己对事件的描述也编组进来。尼赫鲁写下了大量关于自己及自己所处时代的材料，传记中几乎每一页都布满了对尼赫鲁的引用。尼赫鲁自己并不会像他的仰慕者一样，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待自己，他的自传是我们理解他性格的最好材料。这位深受英国文化浸染的印度领袖甚至曾在自传中调侃说，他是“最后一位统治印度的英国人”。
      
       当涉及的问题隐晦难解时，沃尔波特就大胆地探究尚未被解释的事件。沃尔波特只用很少的篇幅写尼赫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思想者所拥有的卓越天赋，他关注的并不是尼赫鲁的这一面。通过发掘尼赫鲁回忆录中那个神秘的“英国人”，他逐步深入贾瓦哈拉尔因潜在的同性恋倾向而遭受的内心折磨。他给出了关于尼赫鲁与埃德温娜·蒙巴顿（Edwina Mountbatten）情事的细节。他反复指责尼赫鲁对待甘地和真纳的方针，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的自相矛盾。
      
       1916年的《勒克瑙协定》已经是一笔被遗忘的遗产了。当时，国大党的两派团结起来，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形成了政策上的联盟，要求英国“把力量从官僚体制转移到民主上来”。《协定》承认，穆斯林在英属印度的每个委员会公平地享有特别选举代表权。真纳和尼赫鲁的父亲莫狄拉尔（Motilal Nehru，1861—1931）在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的同意下起草了《协定》，提拉克曾说：“我们在勒克瑙（Lucknow）遇 到了好运气（Luck）。”不过这都是戈卡尔留下的遗产，戈卡尔“在1915年早逝的前夜提出了协定的大纲”，真纳在1916年则曾被誉为穆斯林的戈卡尔。
      
       因为挑战了国大党元老的自治政府和自治领立场，贾瓦哈拉尔数度入狱，在狱中他写作了大量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钥匙重新阐释印度和世界。可以这么说，他反对所有人。他蔑视甘地接受种姓制度，看不起真纳一味关注本族群的需求。他忽视了越来越宗教化的政治风向，拉拉·拉杰帕特·拉伊（Lala Lajpat Rai）和潘迪特·马拉弥雅（Pandit Malviya）成立了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指控尼赫鲁反对印度教，是一个跟随真纳联盟的吃牛肉的人。贾瓦哈拉尔则认为所有的宗教冲突都源于经济原因，全世界在20世纪20年代的变革比只在印度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
      
       西蒙委员会（Simon Commission）1927年 到 印 度 来给未来的印度宪法试水，但遭到了抵制，因为他们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印度的方案。1927年12月召开了一次各方会议，以期为西蒙委员会提供一个全印度都接受的解决方案。真纳带领着持各种政治立场的穆斯林来到了德里，国大党全员出席，世俗主义者与地方自治主义者并肩作战。真纳要求在委员会中拥有单独代表权，这项《勒克瑙协定》曾允诺满足的诉求在这里则被否决了。根据沃尔波特的说法，分裂的第一颗种子在这时被种下。1928年莫狄拉尔担任起草印度自治宪法的委员会主席，他制定了著名的《尼赫鲁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标志着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永久裂隙。
      
       1937年印度举行了一次省级选举，有占人口百分之十的拥有特许选举权的选民参加，国大党在全部1500个席位中赢得716席，第二大党穆斯林联盟只获得了109席。贾瓦哈拉尔通过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1897—1974）与冉冉升起的英国政客斯塔福·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取得了联系，他得意地宣布印度只有两个派别——英国以及国大党。真纳对此的回复则是，印度还有第三个党派——穆斯林联盟。沃尔波特认为尼赫鲁这句话很愚蠢，因为这是对真纳的极大挑衅。果然，随后几个月在国大党内招募更多穆斯林时，尼赫鲁惨遭失败。
      
       1938年尼赫鲁访问欧洲的时候，真纳搜集了国大党政府迫害他们的证据，即使是加入了国大党的穆斯林也很难否认这些证据。回国之后，尼赫鲁拒绝了党内穆斯林成员提出的与真纳讲和的建议，就连甘地也很为国大党与穆斯林的分歧而担忧。1942年丘吉尔派他的战时内阁成员克里普斯到印度，进行“最后的商榷”，尼赫鲁再次夸大了他的权柄，他拒绝了克里普斯为印度开出的药方，相反，蒙巴顿在1947年提出的令人难以接受的分裂手术却获得了他的认可。
      
       1946年，内阁使团计划把印度分成三个组成部分，真纳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不出所料，方案被尼赫鲁破坏了，而这是尼赫鲁的最后一次失误。1947年，他接受了更为痛苦的印巴分治，以及他一直都在和国大党元老争论的自治领状态。沃尔波特发现，证据表明，早在哈里·辛格王公（Maharaja Hari Singh）签 署 加入印度的协议之前，印度军队就已经进驻克什米尔。查证了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 Lamb）的著作之后，沃尔波特发现联合国解决此事的努力也被尼赫鲁挫败了。秘密的激情：尼赫鲁的另一面
      
       尼赫鲁的传记数量众多，但其中的大多数都很偏颇。很少有传记作者或历史学家试着忠实、系统地记录一个像普通人一样思考、感受和生活的尼赫鲁。例如，很少有传记严肃地讨论过尼赫鲁跟亲友之间的糟糕关系。印度学者、作家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在《尼赫鲁：与命运的幽会》的书评中写道：“尼赫鲁的一生值得至少一本能够平衡他的公众形象与私人生活的传记，我们要祝贺斯坦利·沃尔波特至少尝试着做出了这样的努力。”
      
       沃尔波特告诉我们，尼赫鲁容易被女人吸引，并且不想费心掩饰。蒙巴顿注意到，尼赫鲁在被他的妻子吸引之后才开始对他热络起来。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身上，最后则是肯尼迪总统，他觉得跟这位寡言少语的尼赫鲁会面简直是一场灾难，而众所周知，杰奎琳跟他很玩得来。
      
       哈罗公学和剑桥的履历给了尼赫鲁一副势利的费边主义做派，这种做派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他忠厚的父亲莫狄拉尔。最开始的时候，莫狄拉尔才是那个了不起的男人。他是克什米尔的婆罗门，祖辈为莫卧儿王朝服务。莫狄拉尔年轻时是一个摔跤运动员，后来成为印度最富有的律师，他在阿拉哈巴德的豪宅标志了他的成功，这座宅邸的名字叫“阿南德庄园”（Anand Bhavan）。起初，英国人把这片土地送给了赛义德先生（Sir Syed Ahmad Khan），他在上面建了一座以他的儿子马穆德命名的房子马穆德宅邸（Mahmud Manzil），但他的儿子从未在里面居住过。永久移居海得拉巴之后，他把房子卖给了一个印度教徒。1889年，莫狄拉尔买下了这里，在他的朋友——乌尔都语诗人阿克巴·伊拉哈巴迪（Akbar Illahabadi）的建议下取名为“阿南德庄园”，伊拉哈巴迪自己的房子叫作以施拉特宅邸（Ishrat Manzil，极乐庄园)，寓意跟“阿南德庄园”一样。莫狄拉尔1900年搬进这座房子时，贾瓦哈拉尔只有十岁。
      
       1923年，莫狄拉尔反叛甘地的抵抗政治，与孟加拉领袖达斯（C.R.Das）共同在国会内创建了斯瓦拉杰党（Swaraj Party，意为“自治党”）。尼赫鲁坚持不愿跟从父亲的领导远离甘地，而莫狄拉尔则被儿子诱导着放弃了亲英派温和政治。
      
       尼赫鲁少年时，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组织的神智学协会（Theosophical Society）在印度变得流行起来，协会建立在佛陀转世的信仰之上。作为当时最睿智的女性，安妮在政治上主张印度本土自治。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发生了，尼赫鲁和克里希纳·梅农几乎在同时被接纳入会。梅农是一个来自喀拉拉邦的男孩，在英国求学时加入神智学协会。年轻男孩们被道德上并不总是无暇的“老师们”“推举”为佛陀的转世化身，一位名叫李德彼特（Charles Webster Leadbeater）的老师已经因为性侵这些儿童而臭名昭著，克里希那穆提就是丑闻中最有名的受害者。克里希纳·梅农后来也离开协会，幸存下来，成为了英国左翼圈子里最重要的国会激进分子。
      
       梅农在贾瓦哈拉尔的人生中扮演关键角色。尼赫鲁进入费边社的圈子，跟英国最重要的左翼政治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取得联系，与西蒙委员会和斯塔福·克里普斯建立友谊，将苏联当作与印度共同对抗美国的联盟以及经济发展的模版，与埃德温娜·蒙巴顿发展罗曼史等等事宜，包括1962年以后的逐渐低迷，都与梅农有关。1947年梅农与蒙巴顿一家的亲密关系对印巴分治的决策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梅农，甘地原本可以阻止分裂，任命真纳为独立印度的第一个首相。正如梅农帮助尼赫鲁追求埃德温娜，他也是介绍尼赫鲁与蒙巴顿商谈英属印度的政治方向的中间人。
      
       在临时政府阶段，尼赫鲁在内阁与利雅卡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尼赫鲁显然是出于裙带关系要把他的妹妹维贾雅·拉 克 什 米（Vijay Lakshmi）派 到莫斯科当大使。沃尔波特认为，尼赫鲁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她在德里的一家旅馆继续着与赛义德·侯赛因（Syed Hussain）的情事，因此不得不把她送走，同时任命侯赛因为驻埃及大使。1954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抛弃了丈夫费罗兹·甘地（Feroze Gandhi），来到总理府邸开始了学徒期，为未来成为印度领袖作准备。她憎恨父亲与埃德温娜的暧昧关系（埃德温娜在马来半岛读着尼赫鲁的情书死去），因为她憎恨父亲对母亲卡马拉（Kamala）的忽视。
      
       1964年，尼赫鲁去世，还没来得及把社会主义和反美立场作为遗产充分地赠予他的国家和国民。在印度独立前夜，同样也是印巴分治的前夜，在名为《与 命运 的 幽 会》（“A Trystwith Destiny”，1947年8月14日）的著名演讲中，尼赫鲁给他的人民留下了这些话，而这或许也是后分治时代的南亚次大陆需要重新记取的箴言：
      
       我们为获得自由而感到欣悦，尽管乌云仍然布满天空，我们的人民依然感到伤痛，重重困难依然环绕着我们。但是，自由必然带来责任与重担，作为自由而自律的人民，我们必须一起直面这些重负。
      
       （综合编译自Khaled Ahem，“The Genius of Stanley Wolpert”，《新闻周刊·巴基斯坦版》；Ashis Nandy，“The Last Englishman to Rule India”，《伦 敦书评》；Jawaharlal Nehru，“A Tryst with Desti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