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沈钦韩
      
       9月5日，波黑主席团组建政府的努力伴随着截止日期的到来而付诸东流。距离大选结束约一年后，由于棘手的与北约关系问题，波黑主席团依旧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这直接影响了波黑政府的组建。
      
       这个西巴尔干国家的政治僵局如同被贯穿全境的迪纳拉山脉所割裂的封闭国土一般，难见融合的曙光。
      
       与北约关系影响波黑脆弱的团结
      
       2018年10月7日波黑举行了四年一度的对主席团和各级议员的大选，但创下新低的53%的投票率折射出选民对波黑低效复杂的政治局势的冷漠，也体现出波黑民众对现有政治体制和经济状况的不满。
      
       大选后，波黑政府却迟迟未能建立，与北约的关系一直是影响政府成功组建的最大制约因素。据《萨拉热窝时报》报道，8月5日，也就是波黑新一届主席团成立10个月后，眼见政局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主席团3人终于达成了关于组建政府的联盟协议，并承诺在一个月内组建联邦一级的政府。
      
       波黑现任主席团由塞族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主席多迪克、波族民主行动党人扎费罗维奇和克族民主阵线党主席科姆希奇3人组成。联盟协议的第三条关于北约和波黑的关系遭到多迪克的强烈反对。在这条原则中规定，波黑将根据宪法和法律继续实施北约一体化的进程，并将向北约递交所需的年度国家计划。
      
       作为塞族领导人，多迪克以“亲俄的塞族领袖”出现于公众视野，向来反对波黑加入北约。俄罗斯塔斯社曾在报道中援引多迪克对北约的态度：“这个组织希望我们加入他们？我的回答是‘不’”。与此相反，扎费罗维奇和科姆希奇则对加入北约抱有强烈的热情。主席团的意见不一成了波黑迟迟未能组建联邦政府的主要原因。
      
       8月，多迪克提交了关于任命泽盖里基亚担任部长会议（波黑政府）新主席的提案，但遭到了扎费罗维奇和科姆希奇的反对，两人均表示支持泽盖里基亚的前提是多迪克同意波黑向北约递交年度国家计划，这是激活波黑加入北约的关键一步。但这显然触动了多迪克的敏感神经。由于对待北约的态度大相径庭，主席团3人在政府人事任命上的冲突难以调和。
      
       在波黑，部长会议行使政府的职能，通常由主席和各部长组成，部长会议主席主要由波黑主席团任命，后须经代表院（波黑的议会之一）批准。
      
       眼见在协议到期后依旧无法组建政府，欧盟委员会专员哈恩提议与主席团3位成员进行会晤，希望从中进行斡旋。但是据波黑《萨拉热窝时报》的报道，扎费罗维奇和科姆希奇拒绝这一提议，表示“一次会晤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并希望借助哈恩的影响力说服多迪克同意向北约递交年度国家计划。
      
       独特的政权结构难以弥合民族分歧
      
       波黑战争给这片土地的人民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疤，也同时给经历战争洗礼后的国家出了一道政治难题。战后《代顿协议》的签署为凝聚波黑国内四分五裂的宗教和民族现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由此奠定的复杂的波黑政治体制却可谓“独树一帜”。三人轮值主席团等设计既是波黑特有的民族构成的体现，也是波黑在纷繁割裂的民族熔炉中寻求妥协的现实图景。
      
       波黑国土面积狭小，却聚居着塞尔维亚族（塞族）、波什尼亚克族（波族）和克罗地亚族（克族）三大主要民族，三大族彼此信仰不同，民族认同也各异。上个世纪90年代的波黑内战正是基于民族矛盾而爆发的一场骇人听闻的局部战争。
      
       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波黑的民族问题，波黑宪法规定主席团由3人组成，分别来自波族、克族和塞族，3人轮流担任主席团主席行使国家元首职责，各自的任期分别为8个月。而且波黑的候选人只能拥有一种民族身份，这就很容易造成候选人只对本民族负责的局面。反过来，三大民族也都倾向于在大选中只投给代表本民族利益的政党。所以，在波黑存在着政治效忠基于民族认同的特征。
      
       波黑目前由两个政治实体构成，分别是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这意味着，除了波黑的中央政治系统外，还分别存在着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的独立而庞大的行政系统。其中塞族共和国拥有很大的自治权，现任塞族领导人多迪克一再表示波黑不该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并希望举行全民公投，带领塞族人民脱离波黑。面对波黑加入北约的前景时，多迪克毫不掩饰地表示波黑只接受作为欧盟成员国而存在，而非北约成员国。
      
       而克族领导人科姆希奇作为温和的政治人物主张向西方看齐。几天前，在乌克兰就多迪克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发表的“亲俄”言论向波黑政府交涉时，科姆希奇便表示“这只是多迪克的个人立场”。《萨拉热窝时报》报道援引科姆希奇的话表示，波黑作为欧盟候选成员国，坚持致力于欧盟的立场。
      
       波黑的现状，或正如英国《卫报》撰文所称，“过去的分裂可能已经被冻结，但它们的复杂性和伤痕仍然深深地体现在议会、政府的选举和组织方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