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
陶渊明去世后不久，颜延之撰《陶徵士诔》以表彰其嘉言懿行，意味深长地提到“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将亡友比作黔娄还比较容易理解，陶渊明在 《咏贫士》其四开篇就说：“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对其持节固穷推崇备至；在《五柳先生传》篇末赞语中也说：“黔娄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从沈约《宋书》、萧统《陶渊明传》开始，就都认为渊明“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尽管不能草率地将此等同于陶氏自传，但黔娄的狷介不苟显然激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将他们相提并论，自是顺理成章。不过与此同时，颜延之又将渊明和展禽等量齐观，就让人略感困惑费解。
这篇诔文稍后被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入《文选》，唐李善注仅指出展禽即春秋时鲁国大夫柳下惠，并未再予深究。柳下惠在后世虽以“坐怀不乱”而著称，但颜氏取意显然并不在此。寻绎早期文献中有关柳下惠的零星记载，其言行几乎都与政事息息相关。然而在称道他能以直道事人之时，各家也多存未慊于心之意，甚至不无惋叹同情。比如在《论语·微子》篇中开列过一份“逸民”名单，还引述了孔子的相关评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比起卓立不羁的伯夷、叔齐来，柳下惠等人只能采取自贱自污的方式来待人处世，尽管其言谈举止尚能恪守法度并预先筹划周详，但也仅此而已。孟子虽将伯夷和柳下惠并称为“百世之师”（《孟子·尽心下》），不过细究起来，两人还是大有分别。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很有兀傲旷达而清介自守的气概，柳下惠却“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公孙丑上》），不免有些低声下气而与世俯仰的窘迫。正因如此，扬雄《法言·渊骞》在提到诸如柳下惠这样避世于庙堂之上的“朝隐者”时，就直截了当地批评道：“古者高饿显，下禄隐。”意即自古以来人们都尊崇安于穷困而声名显扬之辈，鄙薄贪求禄位却标榜隐逸之徒。近人汪荣宝《法言义疏》认为扬雄之意，“言虽柳下惠，亦非君子所当取法者也”，可谓深得其旨。
后人追慕陶渊明的高情逸致，很容易联想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超然洒脱；即便涉及他归隐前的仕宦经历，也大抵聚焦于“在官八十余日”（《归去来兮辞》）的彭泽令任上，容易被“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宋书》本传）的豪言所吸引。由于历代层累造成的印象，他俨然已经成为隐逸不仕、孤高特立的代名词。以此反观“展禽亦逝”之论，难免令人感到有些比拟不伦，或许还会认为颜延之对他颇有微词而求全责备。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宋书》本传说渊明“起家州祭酒”，“复为镇军、建威参军”，最后才出任彭泽令。在出处行藏之际，他其实有过多次反复，时仕时隐，犹疑未决，前后至少有十年之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镇军参军”一职，本是“镇军将军参军”的省称，历代研究者多认为“镇军将军”即当时北府军的统帅刘裕。另据后人钩沉索隐，在出任镇军将军参军以前，他还有两三年左右在权臣桓玄手下充当过僚佐。而无论桓玄还是刘裕，都是东晋末年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威权人物。桓玄自恃功高，曾废黜晋安帝而自称为帝，刘裕旋即起兵征讨。其后桓玄兵败伏诛，刘裕趁机独揽朝政，最终假托禅让而代晋建宋。这一系列瞬息万变、波谲云诡的政局变幻，陶渊明非但亲睹，还极有可能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其中。
在后世绝大部分评论家看来，陶渊明在政治上爱憎分明而立场坚定，甚至认定陶诗“晋时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五臣刘良注），毋庸赘言很难接受陶渊明曾先后替桓玄和刘裕这两位篡晋自立的“乱臣贼子”效力的事实。不过陶渊明本人对这两段经历并不讳言，在桓玄手下任职时写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既眷恋家居生活的悠游自在，“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又悲叹仕宦生涯的艰辛劳苦，“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随后转投刘裕麾下，又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同样感慨“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当最朴素最平实的祈盼都无法实现时，种种悔恨、苦闷、失落、迷惘便交织成执拗而强大的力量，可是在直面琐屑庸碌的现实时，又不得不依违彷徨而虚与委蛇，竭力抑制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样的委曲求全以至隐忍苟且，倒确实和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的表现相似。
陶渊明在诗文中也曾提及柳下惠，只是不够直白显豁，很容易被人忽略罢了。比如《饮酒》其十八云：“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前人早已指出，前两句语本《汉书·董仲舒传》，谓鲁国国君准备讨伐齐国，事先曾向柳下惠征求意见。柳下惠在劝阻之后，“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而至我哉？’”扪心自问，颇多自责。而从后两句看，渊明仍然称许柳下惠为“仁者”，很能设身处地体谅其处境之艰难不易。清人陶澍注《靖节先生集》认为这正反映出渊明对柳下惠仰慕，也体现了他 “和光同尘”“道合中庸”的处世之道。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五柳先生传》，文章开头就耐人寻味地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而据许慎《淮南子注》云，“展禽之家树柳，行惠德，因号柳下惠” （《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引）；《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也说，柳下惠“家有大柳树，惠德，因号柳下惠”，展禽得名柳下惠的缘由，竟然也与此相同。陶渊明在运思落笔之际，或许即受此启发而涉笔成趣。
颜延之在诔文中回忆道：“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宋书》也说：“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可知两人过从频密已在渊明归隐园田之后。尽管就双方当时的身份而言，一官一隐，差异悬殊，但并不影响两人的交谊。从“展禽亦逝”的评价中，更足见两人的相知相契。颜延之在撰写诔文时虽不便直书其事，但也能抛却俗套，不为虚美，借此发遑亡友的心曲隐衷。而依然在宦途上奔波劳顿的他，对柳下惠和陶渊明所承受过的漫长而苦痛的挣扎和煎熬，应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