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

    接到宁波大学金涛教授的电话，很感意外，至少有15年没有联系了。马上问年，今年八十二，身体很好，电话里的声音就能感觉出来。金先生告事由，刚在巴蜀书社出了《杜甫诗传》，参取我早年论文《杜甫为郎离蜀考》的考述，分析杜甫晚年全部诗作，对杜甫永泰元年（765）离开成都草堂后的经历、心情和诗意，有全新解读。这当然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拙文初稿写于1979年夏，是我第一篇学术文字；发表于《复旦学报》1984年第一期，至今也35年了。海外据说颇能接受，前几年日本出版杜甫诗注，即从拙说。国内则张忠纲教授曾撰文商榷，陈贻惞教授、莫砺锋教授分別著《杜甫评传》，均注意到拙文，未采信。

    先说拙文的主要见解。1979年6月，从朱东润师读研第一学年结束，师完成《杜甫叙论》还未刊，出题《大历元年后之杜甫》。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他最后几年诗宋人很推重，师之期待是可理解。我就一年所学，希望有一历练，因将图书馆相关书全借出，用两个多月成文三篇，其一即追索杜甫此前一年离蜀之真相，有清人浦起龙一点点的启发，广征杜甫本人诗，尽翻宋以来之旧案。其二、其三谈杜晚年思想、艺术成就，自觉难突破当时局限，至今仍存于行箧。

    宋以来杜甫传记，都说杜甫以检校工部员外郎入参严武剑南节度幕府。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死，杜甫失去依靠，蜀中将乱，于是仓促出走。然而杜诗所见行踪与心情，六月已到戎州（今四川宜宾），心情愉快，并不赶路。他在忠州（今重庆忠县）准备赶往江陵，在云安、夔州停留两年是临时决定。吊唁严武诗也作于峡中，很可能出走于严武死前。前述拙文就此展开分析，廓清了前人疏忽的一些事实。他任幕府参谋在前，身上穿的是戎装。检校工部员外郎是那年春初所颁，有服饰，有银鱼，有朱绂。春天他就开始作出行准备，严武则卒于初夏最后几天，似乎只是巧合。从成都买舟东下，到荆州北上经洛阳入京，恰巧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勾勒的路线。

    有人质疑，唐代安史乱后，检校官只是虚衔，无实际意义，杜诗中所有自述，只是主观幻觉。其实，制度的变化有一渐变过程。玄宗时，检校官指未实授官，或暂署理，或到任即真。安史乱后，为鼓励军功，高层检校官多有虚衔，中层则未变，从肃、代二朝贾至、常衮所草制词可以明白。理解此，知道那年春天由于严武奏请，杜甫被召入京任职，他随即买舟东下，于路心情大好。到三峡口的云安，多年旧疾消渴（今称糖尿病）、风痹发作，在《客堂》诗中说：“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旧疾廿载来，衰年得无足。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危及生命而被迫暂留养病。半年后，迁居夔州两年，耽搁了入朝的期限，被迫漂泊荆湘而终。

    10多年前曾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艾朗诺教授谈到拙说，他告洪业先生早年在美国授杜甫，也有类似的怀疑，并寄来洪著英文书影。此书经曾祥波教授汉译，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写到“诗人究竟是在严武去世之前还是之后离开的成都，这仍然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因为杜甫没有任何悼念严武之死的作品，这可能表明我们的诗人是在节度使去世、甚至患病之前离开成都的。”立说很谨慎，但也明确地发现，前一年秋冬间杜甫已很少到军府，接替严武的郭英乂也是杜甫的旧友，严武死对杜甫并不构成危机。

    金著《杜甫诗传》后记，有一大段说到拙文的见解，提到傅璇琮先生、袁行霈先生对拙说的肯定，认为此一问题“牵涉到对杜甫后期思想行为的理解”，“需要重新解读，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他看到杜甫“离蜀后病滞途中，有两大心事牵挂于心：一件是关心时局变化，不时忧国忧民；另一件就是想归朝履职，实现人生理想。他在诗中有数十处写到自己离蜀是为了归朝履职，并为因病滞留途中不能回朝而感到焦急，感到遗憾。”他又说：“我写这本杜甫传记，就是依据陈尚君教授的研究成果，用作品演绎杜甫后期的思想和行止，凸显杜甫始终坚守扶君济世理想的本来面目。这可以说是这本杜甫诗传的新意所在。”

    金著《杜甫诗传》不足20万字，追求“雅俗共赏”，分23节，务求深入浅出，文字清简省净，对杜甫一生的叙述能从大处着言，于细处分析。全引或节引杜诗超过300首，都有很好的解读。全书不加注释，但能把握学术分寸，看得出做过大量的前期文案，符合当代西方传记虽无繁琐考证，前期文本的详尽推敲一点也不从省的做法。

    即如前述参取拙文对杜甫离蜀后经历的四节叙述，在在都有对拙说新的补充。金先生认为，杜甫在永泰元年初已辞别严武幕府，所授郎官“检校意为察看、办理，检校官并非虚衔”。他对《客堂》诗的解读，与去年末我在《古典文学知识》新刊《〈客堂〉：杜甫生命至暗时刻的心声》一文所见基本相同，他成文肯定在拙文刊出前。他推测杜甫发病始于忠州，云安期间不堪杜鹃啼叫是“思归心切”。云安冬春间，始终想抱病入朝，但病体孱弱，力不从心。他读出《别蔡十四著作》是送友人入京，顺便表白自己虽不能入朝，可提出蜀事安危的见解。在《夔府情系故国》一节，他用新说对杜甫一系列重要作品有全新解读。如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看到杜甫有济时之策可陈，只因病留峡中，“悲叹朝宗无期，只有中宵泪洒床席。”对《夜雨》《更题》《复愁》等诗，也有很好阐述。对杜甫在江陵之委屈，在公安之穷途，在岳阳之徘佪，入湘后之狼狈，更能作全景式的展开。稍感遗憾的，估计因此传定位的缘故，对杜甫后期最宏阔壮丽的诗篇，没能展开论列。

    金涛先生是浙江义乌人，原名金竹槐，工作后改名金涛，字涛声，以字为笔名。他是北大文献专业早期研究生，曾任职于中华书局。因故到广西。宁波大学成立不久，他东行任教。我与他熟悉，始于1986年共同参与周祖譔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他负责初唐部分，达到很高水准。他曾整理《陆机集》，难度很高。20多年前我与他都参与《全唐五代诗》编纂，他承担王勃、杨炯二集。我得缘见过他的工作稿本，在大开本中将底本粘贴于中页，各本异文分次标出，工作极其规范。20多年前，傅璇琮先生在宁波东钱湖开古籍提要会议，我与他接谈稍多。不意多年过去，他也遭遇一些变故，仍能以耆龄笔耕不辍，在他的新著中，确能读出“文章老更成”的意味。真为金先生高兴，更颂福寿康怡，学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