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采访： 范 昕 本报首席记者
江南文化最值得深味的是什么？面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新机遇，江南文化将如何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参照？为此，本报专访了长期致力于江南文化研究的学者刘士林。
江南文化真正的“诗眼”，在于有一种最大限度超越实用理性、代表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
文汇报：“江南”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人生只合扬州老”“三生花草梦苏州”“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古往今来，太多的人们为江南留下太多的咏叹与感怀。在你看来，江南的魅力究竟何在，人们念念不忘的究竟是什么？
刘士林：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最高代表，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成熟的人文空间形态。
多年前，我有一个说法，中华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在今天也不妨说，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涵主要是以诗词、绘画、园林等形态存在着。
从空间看，江南不仅是政治经济地理上的经济区，也是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片永恒的青山绿水。从时间上看，江南不仅是现实世界中那片富足的养活了无数炎黄子孙的鱼米之乡，从南朝开始就已然成为一个只有诗性心灵才能忆起的美丽梦境。
“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这是康熙写给江南官吏的一句诗。这句诗很值得玩味，一方面，它表明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很准，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文教发达。另一方面，这句诗只看到有用的物质财富与人力资源。但这显然不同于一般人心目中的那个“江南”。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江南文化最独特的魅力在于，这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从“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到“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从白居易诗中的杭州，到李流芳画里的横塘，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存在。人们在这个对象身上，可以直观和深切地体验到一种真正的愉快感。
由此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天府之国”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大地，在这方面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
江南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魂牵梦萦的对象，是因为它比“财赋”与“文人”要更多一点东西。比如说，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文化氛围。但江南文化真正的“诗眼”还不在这两方面，而在于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而对于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接触到。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我以为，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珍稀价值，要从美学和诗性文化来理解和把握。
可以说，南朝民歌《西洲曲》是中国诗性精神的一个基调，所有关于江南的诗文、绘画、音乐、传说，所有关于江南的人生、童年、爱情、梦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最初原因。另一方面，“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后遗症是造成了人的“无家可归”。在西方世界，无论是现代主义的“审丑”还是后现代文化的“肉体狂欢”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此而言，从“钢筋水泥”的城市回到“小桥流水”的江南，从“麦当娜”的“性”和“麦当劳”的“食”转向“花轻似梦，细雨如愁”的江南文化，是十分自然的。
江南文化研究事关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在其研究内部，首先需要完成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汇报：江南文化可谓沪苏浙皖共有的精神家园。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片区域迎来发展新机遇，江南文化研究也迎来“高光时刻”。丰厚绵长的江南文化中，什么样的古老智慧能够助力今天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今天的江南文化研究如何不负时代？
刘士林：当下江南文化的“热”并非偶然，在本质上是持续多年的长三角“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全力打响文化品牌的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
江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在审美和艺术上的最高水准，是中国本土最符合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文化谱系，对应对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危机，促进长三角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态的保护建设具有重大战略资源价值。以品质优雅的江南文化为文化资源，建立高品质的长三角城市文化，不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也有助于切实促进和引导长三角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长三角共建江南文化的有利条件众多。首先，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比，长三角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持续支持区域文化实现更高水平的重建和复兴。其次，与其他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相比，集聚着世界一流文化人才和团队的长三角，在文化发展理念特别是在开放发展和国际化上，同样拥有其他区域不具备的视野和优势；再次，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共同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是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体系中均拥有良好口碑和无穷魅力的小传统，重建江南文化不仅有利于解决长三角内部的文化冲突和矛盾，也有利于在中国和世界建设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示范区。
众所周知，去年举办的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突出“国际视野、区域联动、市场运作、展陈创新”，就是长三角文化产业创新活力、国际影响力和整体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是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协作、联手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的创新作为。
文汇报：当下的江南文化研究热需要什么样的冷思考？
刘士林：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进。”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江南文化研究。因此我把江南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门事关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的经世之学。由于它所面对的时代和问题、应承担的责任和功能已完全不同于往昔，因此在江南文化研究内部，首先需要完成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过去的江南文化研究，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从结构上看，是“历史”研究众多而“文化”研究不足。这与江南自古重视“乡邦文献”相关。但历史并不只是一大堆史料，还包含着理解历史的观念、整理史料的工具方法以及建构历史知识的价值观念，而这些都需要借助江南文化研究才能解决。“文化研究”的薄弱会直接影响到“历史研究”的深入，如何以丰富的江南历史研究为基础，对江南文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学科框架体系等进行定位与研究，是当下急需强化的板块。
从学科上看，是“单体研究”热闹而“整体研究”冷落。当下的研究主要以具体文本或门类为对象，而对江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历史形态与统一学术形态的综合与跨学科研究严重不足，这与长三角文化建设的高度综合性是不对称的。以“单体研究”中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江南文化学科体系和交叉学科建设促进视界融合与综合创新，是江南文化研究在理论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提供更有效的智力支持的关键所在。
从功能上看，是“应用研究”多而“基础研究”短缺。出于满足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各种应用型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类成果备受青睐，几乎每个地方政府都组织出版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等。但受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的影响，它们最容易出的问题是“见物不见人”，牺牲掉江南文化最宝贵的诗性精神。江南文化基础理论创新，最终决定着江南文化能够走多远、迈上何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