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9年02月1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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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特稿

与施蛰存伯伯的交往点滴


1988年3月,丁言昭、施蛰存、丁景唐合影。
◆1988年3月,丁言昭和父亲丁景唐在施蛰存(右)家中。

    ■丁言昭

    1989年2月27日,施蛰存先生写了封信给父亲丁景唐,信如下:

    景唐同志:

    松江县志要一篇洪野传,可否请你写一个,不必长,只要叙述其生平就可以了。

    希望三月上半月惠寄。

    蛰存北山

    2.27

    洪野是我国第一位女油画家关紫兰的老师,是很有成就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与施蛰存熟悉。父亲收集洪野的资料时,曾拜访过施蛰存先生,因此,当施先生的家乡要搞地方志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亲。

    1989年11月1日至22日,父亲写了篇《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刊登在安徽《艺术界》1990年第一、二期合刊上。不知道施蛰存先生要他给松江方志办的那篇写了没有。

    奇怪的是,在施先生向父亲约稿不久,父亲又向施先生约稿。不知道是替什么刊物代为约稿。1989年7月31日施先生给我的信中说:“告诉你父亲,洪野文我不写了,想想,没有更多的事可说,已经写过一篇,再来一篇,自觉口臭。”估计后来没有再写。

    在1989年2月27日给父亲信的反面,施蛰存先生给我写信,并且在前一封信中寄了一份剪报,是季子写的《印话三则》,刊于1989年2月21日《团结报》上。文章一开头写:“老友施北山先生……”

    我不知道施北山是谁,也不知道季子是谁,写信去问。施先生回信说:“我小妹:施北山当然是我,季子是老友周退密。”接着又说:“你的戏成功了,有多少经济效益?”那时,我写的木偶戏《迷人的雪顿节》获得全国少数民族剧本的团结奖,经济效益嘛,似乎没有。最后他写:“反面一信请呈你父亲,我连信纸也要省省了。”下面署名“北山”。

    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恢复工作,整天忙着,我有事情要拜访施蛰存先生,父亲让我自己去。当时,房子还没有归还施蛰存先生,他在二楼亭子间里接待了我。

    这是一个朝北的小房间,一走进去,就是个靠窗的方桌子,施先生坐在右边,让我坐在左边的“凳子”上。那天去,是问他关于叶灵凤的事。谈的时间不长,当我站起来,向他告辞时,才发现刚才坐的“凳子”,原来是个抽水马桶。我看后心里很不好受,想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大教授,居然住房条件如此差……

    后来,施先生写信给我,说:“叶灵凤虽然可以说是我朋友,但我只有和他在现代书局同事四年的关系,在这段时期以前及以后,我都不知道他的情况,你要写叶灵凤传,最好另外找合适的人去了解:潘汉年知道他的早期情况,夏衍知道他的晚期情况,都比我知道得清楚。我在三十年代,孤立于一切文艺帮派社团之外,有许多事情,我其实并不知道,因此我不想谈三十年代文艺界的事,非常抱歉。”(1979年5月29日施蛰存致丁言昭)

    施蛰存先生的书斋名叫“北山楼”,这个斋名的出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福建长汀的北山脚下住过多日,对其时其地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他近30年来历经坎坷,一直住在朝北的亭子间里,故命其名。父亲认为,其实,前种出处是对的,有施先生自己的文章为证,后种出处是采访的客人们为施先生的遭际鸣不平的。

    父亲与施蛰存先生的照片,现在能够找到的有1984年11月6日、1988年3月12日、1992年8月21日、1995年4月23日、1996年5月5日,实际上,父亲去看望施先生不止这些日子。

    在当代文化界,像施先生这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兼涉创作与史论的大学者,已不多见了。他对父亲说:“我的文学生活有四个方面,故以四扇窗子为比喻,东窗指中国文学;西窗指西洋文学;南窗指创作生活,因为我的创作代表中国的南方文学,也就是楚国文化的传统;全国解放以后,我的兴趣转入金石碑版,这就又开了一扇北窗,因为这是冷门学问。”

    接着,施蛰存先生拿出新近出版的书:东窗有《唐诗百话》,南窗有《施蛰存小说集》,西窗有《域外诗抄》,北窗有《水经注碑录》。

    施蛰存先生自1930年代起,被人为地排入所谓“第三种人”以后,一再受到不公正待遇。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难中发奋治学的传统精神,支持了他的生活信念,在逆境中他的学问愈做愈大,学术道路上愈走愈宽,终于成为一座八方来风的宏大构建。

    打这以后,我写信的开头,总称施蛰存先生为“北山伯伯”。还时常与父亲一起去看望他。1996年春节过后不久,施先生传话来,要我帮他送近作《沙漠上的脚印》给两位德高望重的女作家:赵清阁和罗洪,她们俩都住在吴兴路,相隔不远。我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就完成任务了。

    送完书,我在电话里向施先生进行了汇报,老人问我:“小姑娘在写什么?”

    “我在写《丁玲传》,要您老师指教呀。”

    这时,电话里传来老人的笑声:“哎哟,小姑娘不简单!丁玲、戴望舒和我是1920年代中上海大学中文系同学。我看不了许多,挑一章送来看吧。”

    施先生在1996年4月18日给我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丁玲传》,并说:“你写丁玲传,我很怀疑,能否写得好?给我看几章。”

    其实,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不少,连父亲也觉得我写不好《丁玲传》,但暗中还是为我寻找资料、介绍一些人,提供方便。(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我自有自己的看法。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演法;为丁玲写传,也有许多种写法。或仰视,或俯视,或平视,站在不同的视角和方位,自会写出各有千秋的丁玲传。

    尽管到1990年代初,已有好几种丁玲传问世,但是我还是想写,我觉得中国的女作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丁玲。写好丁玲是有一定难度的,她的人生遭遇、革命经历、创作生涯,桩桩件件看似透明度极高,却又有道不明说不清之处。正因为有难度,才更具有挑战性。

    父亲和我经常到施家去。1996年5月5日,我们又到愚园路去。由于到得比较早,施先生正用早餐:一只粽子、一个鸡蛋,还有6个枣子的汤。老人唯恐听不见我们说话,便戴上助听器,大声地说:“还是吃粽子方便。我不喜甜食,爱吃肉粽。我让儿子每周从乔家栅买七只粽子,每天一只,刚好吃七天。”

    听了老人的话,我和父亲相视一笑,便说:“乔家栅在我们家旁边,今天我们就替你送粽子来了。”

    老人忙说:“谢谢,谢谢!”接着就发表了对粽子的议论。他说:“嘉兴和湖州的粽子不错,淮海路上的土特产商店有卖。现在价钿贵了,味道反而不及从前了。乔家栅的肉粽还可以,不过全是木乎乎的精肉,也不合老人的胃口。顶好是夹精夹肥。我倒想出一个办法,过几天我来设计,让保姆用夹精夹肥的肉酱当馅子,包成的粽子味道一定蛮好。”

    大家都笑了:“施先生办法好,可申请专利权,取名‘施氏肉粽’。”

    “这种粽子适合老年人胃口,一定会受欢迎。我要保姆包好了,请你们尝尝味道。”

    说完粽子之事,父亲问施先生关于戴望舒与施的妹妹谈恋爱的情况,还说到《现代》杂志上有张照片等等。

    这时,我将《丁玲传》的一章《冬夜漫长》,即讲丁玲与冯达的那章给施先生看。施先生说,他写过关于丁玲的文章,大约在1980年代。根据施先生提供的线索,我在1986年7月26日《新民晚报》和1981年12月出版的《艺谭》第四期上,找到他写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丁玲的“傲气”》和《怀丁玲诗四首》。

    施先生回忆1920年代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情形,写道:“每堂上课,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留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生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因此,坐在丁玲后边的施先生,与她同学半年,光看到她的后脑勺,只有当老师发讲义,让第一排的同学传给后排时,才偶尔打个照面。所以施先生在诗里说:“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

    经历几年的写作,我不断地得到父辈和朋友们的帮助,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努力踏上更高一层的台阶。1998年5月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1998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我自以为是我写的几种现代作家传记中最好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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