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
时间是听得到的。不是在屋里听闹钟的滴答，是要到屋外，站在高天厚地之间，听——春天，布谷鸟叫了；夏天，知了叫了；秋天，蟋蟀叫了；冬天，北风呼啸了。不过，施甸坝的北风一向是很少呼啸的。只早晚有些冷，我们常常要生一盆火，凑近了，把两只手映得红红的，捂到脸上，暖暖的。待到太阳从大山后冒出头，万千光亮洒落，暖意便一层一层地起来了。这时候，我们总要把自己安置在太阳光里，蹲着站着或走着。阳光在头发上衣角上手背上轻扑扑地走动着，那细碎的脚步声，也是听得到的。
总是在午后，听到村里不知哪儿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是铁撞击铁，响一响，又歇一歇，歇一歇，又响一响。清脆的声音如一粒一粒亮晶晶的小白点儿，散播在房舍绿树间。这是在舂辣椒呢。辣椒红红的，晒了好多天了，此时都笼在铁制的细长圆筒里，经由一根铁棍反复舂击。铁棍上还要套一个圆片儿，好阻挡辣椒的粉末溅起。
某日黄昏，我从县城骑单车回家，远远地听见这声音，叮叮当当，遥远，模糊，又很清晰。整个施甸坝已被暮色吞没，唯独东山顶，一溜儿昏黄的光亮。光亮里的树林和村落，恬静而安详。那叮叮当当的声音，仿佛正来自那一溜儿光亮的地方，带着些微温暖，安慰着暮色里脚步匆匆的行路人。
一家两家三家，越来越多的人家在舂红辣椒。这是为杀年猪做准备呢。
过了十月，再过了冬月——不，可能还没到冬月，村里已经听到另一种声音了。那是猪的嘶喊。这声音固然是惨烈的，但天是那么高远，那么蓝；太阳光又是那么干净，那么耀眼，一切的悲惨，都被稀释了。
小时候，家里的年猪是我从小看着它长大的，简直要把它当成小伙伴。一天天带它到村外去，让它在山坡上吃草，在泥坑里打滚，有时还免不得要趁它睡倒，悄悄骑上去。它忽地惊醒，哄哄叫着，从我胯下挣脱，跑开时，顺便馈赠我一身泥点。渐渐的，它身形肥大了，待在圈里不出门了。我知道，它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我担心着，又有些盼望着。这一天终于到来，看猪被一根绳子套住，忽地拉紧，按在桌子上，不可避免地挨了一刀，鲜血喷出来，如小小的旗帜，不消多时，小伙伴变成冒着热气的肉块了。眼见这一切，感情是复杂的。这复杂的情感，困扰了我好多年。我为此还写过一个小说，叫做《初岁》。
别人家杀年猪，自然就免了这样的困扰。不管谁家杀年猪，总要邀约一些人来，吃上一顿早饭或者午饭，甚至吃上一天。这些被邀请的人，要么是家门，要么是朋友。我们每年也会受到一些邀请，有时就在村里，有时是同学家。
去年过年回家，我受邀到邻村吃过一次年猪饭。很多年没吃过年猪饭了，有记忆的吃年猪饭的日子，不下二十年，然而，这么多年里去吃年猪饭的事儿，大半却忘记了。
记得有一次到大院子东边邻居家吃年猪饭，那是下午，太阳亮晃晃的，我和弟弟脸上都挂满了汗珠。邻居说，吃饭出汗，那是身体好。不知怎么，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还有一次，我到高中同学家吃年猪饭。吃的是中午饭。早上放学后，我们在他的带领下，五六个人骑单车来到他家所在的村子。那个村子是叫山邑吧？离县城不远，绕过老马水库（大名“响水凹”水库），上到半山就是。七八岁时，我到过这儿，那时村里还有人猎鹰。高一这年我再去，猎鹰已是陈年旧事了。村里的房子也非我记忆中的，白墙黑瓦，看上去很新。
在同学家的院子里，我们围坐一桌吃年猪饭，同学向他父母介绍我，他父母很高兴，说同学平时就常说起我，总算见到人了。那天阳光明净，院子边草木繁多，树荫婆娑，花色艳丽。我们说了很多话，吃了很多肉，还喝了一些酒。喝的是啤酒，我那时候几乎没喝过酒，很快便有些晕。同学父母让我别回学校了。我那时候是个乖学生，听了这话，竟真就没回学校，在他家里睡了一觉，醒来后，已到下午饭时间，又接着吃了一顿。
年猪饭是很特别的，是施甸人辛苦一年后的盛宴。
首先，材料新鲜。猪一般都是当天——顶多是头晚宰杀的。那鲜红腻白的肉还腾腾地冒着热气呢。记得家里最后一次杀年猪，猪刚杀好，剖开肚腹，肚腹里还盛着一汪血——我们叫它“槽旺子”。 “旺子”，即云南话里的血；“槽”呢，自然指的是仰面朝天的猪身了。杀猪的老兄没用碗去舀，而是伸出两只大手，把槽旺子捧将起来，淋淋漓漓地凑到嘴边，嘴唇嘬上去，滋溜滋溜地吸光了。见我盯着他，他大概是觉得，我嗔怪他偷嘴吧？他随即又捧了一捧槽旺子，三两步跨到我面前，将手红红地杵到我脸上，说，趁热喝！我那时已经沾染了“文明人”的习气，便没有趁热喝，只是眼一呆，忙摆一摆手。
其次，选材上佳。年猪往往都是自家喂养大的，吃的是自家地里的山药玉米。而年猪饭呢，又吃的是这一头猪身上最好地方。譬如，猪肝，炒蒜苗或大葱——有些人家请客多，一副猪肝不够，还得上街再买一副；猪血，炒萝卜丝或酸腌菜；五花肉，白煮后切片，蘸酱油辣椒……而最重头的一道菜，是红生。谁家的年猪饭少了红生，是要被讥笑为小气的。
红生就是生肉。先是，选取猪的里脊肉，细细地剁碎了；然后，从粗陶罐里掏出事先腌好的水腌菜，绿绿地盛满一大钵头，将红红的里脊肉置于水腌菜之上，尖尖地堆成一座小山，红的红，绿的绿，煞是诱人。这时候，再加入盐、花椒、辣椒粉等调料——最重要的调料，当属香胡椒根。那是一种深山植物的根（和肉桂略微相像），洗净晒干后，用小刀或筷子刮表皮，细细的灰色粉末撒下，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席上德高望重的人举起筷子，将这一大钵头肉和菜调弄一番，艳红的肉被酸腌菜水腌渍，变得发白了。那人尝一尝，说，好了。众人便纷纷伸出筷子。
客人们吃年猪饭，也并非光带着一张嘴来。他们手里，总要拎着些东西的，早年是罐头、福荣糕，后来变成一提牛奶、一箱苹果、一桶香油了。男人们围坐了喝茶吃酒抽烟，还要帮主人家烧猪头；女人们呢，围坐了嘁嘁喳喳说话，还要帮着择菜、洗猪大肠，最后，要帮着搋肠子，即制作豆腐肠。烧猪头和搋肠子，是吃年猪饭当天的重要事项，都马虎不得。小时候，我总是忙于这两件事之间，一会儿跑到麻兰干树（番石榴）下帮着凑柴火，一会儿跑到小院场帮着吹猪尿脬；一会儿从猪头撕一片烧熟的肉皮蘸盐吃，一会儿跑去压几下搋肠子机。我常常用力过猛，一不小心，撑得透亮的猪肠上便破了个洞，用猪血染色后的豆腐瞬间涌出。
日薄西山了。客人们酒足饭饱，络绎散去。
搋好的豆腐肠悬在竹竿上，用针戳一戳，好让水分渗出。一滴一滴血珠子挂在红亮亮的肠子上，晃动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太阳。我和爸举起竹竿的两端，把豆腐肠挂到屋檐底下。抬头望望，更多的血珠子渗出来了，晃动着，是这个冬日白昼最后的光。
然而，活儿远远没完呢。猪肉放在耳房，需要赶紧处理。妈忙着切肉，将肉块和晒干的萝卜丝混杂在一起，两手捧起红红的辣椒粉，抖动着，一层一层撒到肉和萝卜丝上，最后，将它们一齐塞入干净的土陶罐里。爸则忙着揉搓火腿。火腿胖大滞重，要让盐和调料进入内里，既需要手劲儿，更需要技巧。爸侍弄完四只火腿，已然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歇一歇，把火腿一只一只叠起来，搬一块石板压在最上面。做完这些，爸还要剁骨头，一柄厚重的剁骨刀呼呼生风，厚实的木墩砰砰直响。我和弟弟呢，实在帮不上什么忙，只是围着烧得通红的火盆，火盆上放了一张铁丝网，铁丝网上的烤肉吱吱吱响……
不记得那是哪一年，家里不再杀年猪。家里有冰箱了，可以经常上街买新鲜肉吃。更重要的，是妈觉得，杀年猪实在是件累人的事吧。我也就很少再吃到年猪饭。想起来，那位让我逃课去吃年猪饭的同学，也好多年没见了。吃过年猪饭没多久，我和他因为一件小事，彼此生了嫌隙，从此形同陌路。高考后，我们各自奔向各自的命运，至今再没见过。偶尔想起他，心想，当初那事算得了什么呢？稍作解释，便可冰释。然而，我并没解释。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黄昏里，仿佛又听到舂红辣椒的声音，遥远，模糊，又很清晰。很快就要过年了。天高云淡，日光和暖，小麦油绿，施甸人不是在吃年猪饭，就是在去吃年猪饭的路上。